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迷思：焦虑与对策

一

中国的人文学术思想如何走向世界，实现所谓国际化，是近年国内学界的一个普遍呼声。这种国际化的口号，揭示了一个前提，一种焦虑。前提当然是国内的人文学术还不够国际化或太过本土化，焦虑则主要来自于由这种不够国际化所带来的边缘感、压抑感和自卑感，甚而至于觉得我们不是属于主流学术世界的，所以要呼吁走向世界。当然，“主流学术世界”自然是数百年来由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学术体制。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似乎只有融入这个学术体制，才能称得上国际化，否则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这种文化学术上的自卑是从何而来的？其实说起来并不久远，相信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士人阶层都还未必有此种普遍的边缘感。

甲午一役惨败于岛国倭人，中国儒家士人阶层的文化自尊与自信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伤。因为科技、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的古代国际秩序——“朝贡体系”在十九世纪末彻底崩溃，而儒家文化圈以“夷夏之辨”为标尺的传统文明等级观念亦随之被颠覆。对比清廷“中体西用”观念主导下的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并以日清战争的胜利从实践上证明了西方文明不只在器物层面具有先进性，其制度与文化同样值得东方诸国学习，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西方文明的傲慢无知态度。至此，中国朝野才开始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包括引进西式的文教制度，如现代大学。所以，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建立的现代学科体系，几乎全然是西学的产物。所谓传统文化或“国学”，已在“古今之争”中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部分对本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的知识分子贴上“专制”、“落后”、“腐朽”的文化政治标签加以自我妖魔化和贬黜。

不过有一点任何人都难以否认，就是中国的学人基本都是在中华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尽管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屡遭破坏，但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性格都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塑造，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都天然倾向于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然而，他们所崇尚的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知识体系却并不为这种身份认同提供有效辩护，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过分强调此种文化身份不仅不利于维护自身文化尊严，反而容易凸出文化“他者”的异类感。这点在人文学术领域尤其突出。

自然科学，虽然同样是源自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因为基本不涉及价值判断，概念清晰，思维逻辑统一，并且主要以英文为学术交流语言，所以其国际化遭遇的障碍跟本土文化没有太大关联。就眼下中国的科学研究而言，因为国内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大量留学人员的归国，大多数重要科研成果都已经用英文发表，且学术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广泛深入，某种程度上可以讲，中国的科学研究已经基本实现了所谓的国际化，并且成为国际科学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不过，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却明显滞后。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已在国家层面获得政策支持。最近教育部的“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甄选与建设计划，更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问题正面临从未有过的的外在发展压力，俨然箭在弦上，无论对错，国际化都是势在必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先搁置一些问题伺后讨论，诸如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到底是汉语学术的国际化，还是英语学术的国际化；抑或是本土学术的国际化，还是西方学术的国际化。

二

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当下的困难众人有目共睹，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首先，现代人文学术体制是西方文化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就其本质是一种西方学术，它在欧美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学术积累，并有其内在的文化基因、传统（如两希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精神语法。西方学者一生的教育内在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同时因为语言的优势，故其先天比其他来自异质文化传统的学者更有这种学术文化的继承与创造优势。尤其是西学部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若非远渡重洋留学欧美，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刻苦钻研十数载，恐怕难以窥其堂奥。新时期第一代海归人文学者虽然已是中国学界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数量本身有限，至于能够真正担纲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跻身国际主流学界的人才，实在是屈指可数。

其次，中国人文学术的主要工作语言是汉语。不同于科学，每门学科都有自己清晰的通用概念和符号语言，然后借助程式化的英语表达即可基本实现国际交流。人文学术对于语言及文化修养的要求极高，通常大多数学者只能依靠母语才能进行真正深入的学术思考。汉语与西方语言在思维上存在许多本质的区别，跨语言的深度思辨与写作在中国人文学术界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而西方精通汉语的学者则更为稀少，而且主要存在于西方学术体制边缘的东亚研究或汉学领域。即便今天通用外语人才众多，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发达，学术交流可以大量借助翻译，但不同于口语和一般技术语言，汉语学术思想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使得传译的准确性大成问题，因此严重妨碍学术交流的深入。

最后，其实最深层相关的因素是中国近世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相对停滞。这个结果就是由此导致的华夏文明在“中西之争”中落败，从而彻底输掉学术思想话语权。同时，经济社会的长期落后也为高端学术人才的培育，以及正常国际学术的交流制造了障碍。其中缘由，大家都是熟知的。除了中国发展现代教育较晚，经济的落后和体制的缺陷一直也是长期阻碍人文学术国际化的壁垒。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升，束缚学术发展的经济物质困难已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不过相较于理工科学者，人文学者的待遇仍普遍较低，高校人文教师平均收入几乎全球垫底。而另一方面，带有补贴和赎买性质的各类课题项目，虽然为部分学者提供了一些研究条件，但其体制弊端却也显而易见。当然，文教制度的弊端远不止存在于科研项目，可以说，现在的文教制度在许多方面仍是阻碍人文学术发展（尤其是国际化）的核心因素。所以，人文学术国际化首先要破除的障碍就是文教体制的过度束缚，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国际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是人文学术国际化的第一要义。

三

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主要需要依托大学学术体制来实现。所以，做好大学人文系科的国际化，是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的基础。大学系科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人员、课程、研究平台、出版和交流。

（一）人员的国际化。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首先是人员的国际化。大学人文系科不外乎四种人，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含访问学者）和职员。人员的国际化有两种途径，一是本土系科人员的国际化，二是系科成员来源的国际化。系科成员来源的国际化容易理解，就是招聘外籍教师、研究人员、职员，招收外籍学生。本土系科人员的国际化，则主要以招聘留学归国人员为主，同时以安排本土人才出国交流研修为辅。鉴于英语已经成为国际通用学术语言，一个国际化的系科，必须拥有使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与教学活动的能力。这就要求这个系科（个别语言与区域研究系科除外）至少二分之一以上的教师、学生、访问学者和职员，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英语。同时，这个系科的主要学科方向，必须要有国际化的学者作为带头人。当然，对于中国大多数文科院所来讲，国际化不是现成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必须要有计划地持续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一般而言，除了个别名校之外，其他大学目前很难直接吸引国际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生源，于是，这类学校如果有志于推动人文系科国际化，可以重点考虑持续引进优秀归国留学生，或是毕业于世界名校的外籍青年学者，逐步替换师资和职员，营造国际化的工作环境（包括与国际接轨的聘任制度与学术评价体系），然后再考虑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营造国际化的工作环境，可以充分借鉴港、澳地区大学的经验，以中英文作为大学官方工作语言，建立符合国情同时能够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

（二）课程的国际化。一所国际化的大学离不开学生的国际化，通常来说，只有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比例达到在校生百分之十以上，才能说这个学校基本完成国际化。百分之十的国际学生比例，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系科而言，是一个相当高难度的目标。短期内，也就是在国家整体力量具有本质性的跃升完成之前，人文系科的国际化，不得不以课程的国际化（英语化）为教育载体。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开设部分核心课程，一方面可以提高本土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为其日后的深造（留学）和工作创业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外籍留学生甚至学者。毕竟目前汉语的国际地位不高，精通汉语的外籍学者、学生人数极为有限，而国内大学的工作语言基本都是汉语，缺乏英语环境，因此语言往往成为许多优秀外籍学生、学者进入中国大学人文系科的主要障碍。有条件的人文系科可以根据师资情况，逐步开设英文课程或中英双语课程。通过若干年的国际化师资与课程的培育，英语课程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则可以开设主要针对国际生的英文硕博士学位项目，甚至本科专业。但这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国际化基础相对薄弱的多数人文系科而言，没有一二十年的努力很难见到成效。目前人文系科比较容易开设的英文课程项目主要来自传统西学领域。但由于师资水平限制，这类课程的国际比较优势不高，很难吸引足够的优秀国际学生。因此，各个大学可以研究自身师资条件，整合相关人文系科的国际师资力量，开设更具时代意义的跨系科英文课程项目，如“区域与国际研究”。现在国家为扩展国际空间、参与领导“全球化”，启动“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内（尤其是西部和南方）的高校就可以充分利用地区人文与社会优势，将“区域与国际研究”英文课程项目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培养国际人才。

（三）研究平台的国际化。现阶段多数人文系科内部学科方向发展不均衡，短期内如果难以实现整个系科的国际化，可以依靠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学科成立研究机构，在相关专业方向上拓展和深化人文学术的国际合作空间。这种研究平台建设可以在现有系科分隔的格局中，尽可能整合校内人才资源，集中力量推动相关优势学科领域的国际化。在推进优势学科国际化建设的过程中，开展深度国际交流与合作，如与国外名校或一流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调研、翻译、出版、师资培训、访问研究、学生交换培养以及会议等活动，谋求在国际核心学术圈产生影响力。

（四）出版的国际化。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必须依靠跨语言或跨文化的学术交流来实现，而在众多交流活动中，出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形式。出版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于外文（尤其是英文）学术著作的发表。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鼓励有能力的师生，使用外文进行学术写作，投稿给国外知名期刊和出版社发表。第二步则可考虑与国外著名研究机构或出版方合作创办同行评审的英文期刊或中英文双语期刊。出版英文学术期刊，本质也属于平台建设，为了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需要争取进入SSCI或A&HCI检索目录。如果期刊学术定位准确，审稿标准严格，宁缺毋滥，刊发文章质量高，这种目标未尝不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台湾中原大学的中英双语刊物《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Sino-Christian Studies），仅用三年时间就入选A&HCI，相关经验可为汉语学界借鉴。

（五）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人文学术的国际化主要指的就是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除了前面所讲的通过人文系科相关研究平台建设，促进人员以会议、访问、培训、出版、项目合作等方式进行国际交流，也要鼓励教师通过自身其他渠道，积极参与各种国内外国际学术活动，邀请国际上一流的专家学者来访与讲学。这些活动可以积攒良好口碑，对于扩展国际学术影响力大有裨益。

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谓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本质主要还是人文学术的英语化。这种策略选择无疑可以等同于承认英语学术的话语霸权，并主动选择臣服于这一国际学术体制。无论愿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这可能是本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唯一出路。因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是英美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形成的。目前虽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只有6个，人口不足4亿，但联合国承认的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却有70多个，如果再加上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数字则高达100多个，另外还有许多非英语国家，其精英人口也多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因此全世界能够使用英语的总人口数估计超过15亿。而且这个数字以后还会上升。迄今为止，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商贸、外交、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最重要的语言媒介。

今天全世界使用中文的人口虽然有16亿左右，以汉语（包含十余种方言）为母语的人口也高达12亿（其中能使用普通话的人口约10亿），人口数字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英语，但汉语的使用者主要是中国人和海外华侨，其国际化程度相当低，目前尚不具备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的条件。所以，当前人文学术的汉语写作尚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这是中国人文学术不够国际化的现状。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一现状当然是中国的人文学者不愿意看到的。这点对三千年文化传承有序的文明古国而言，也显得极为难堪。然而要想尽快国际化，融入现在这个国际学术体制，我们的人文学者就不得不选择主动英语化。

尽管英语化是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必经之路，但以英语化为依托的国际化并不是终极目的。英语化只是是短期目标。人文学术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当然应该是汉语学术的国际化。

汉语学术的国际化必须依托汉语的国际化。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是英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文化霸权政策的产物，这个过程的完成，从17世纪持续到20世纪中期，历时约三个半世纪。而且这个过程还是在没有全球通用语言竞争的前提下才能这么快实现的。所以，今天汉语要替代业已获得全球语言霸权的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短期内是根本不可能的。上世纪末季羡林等老先生经常讲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振奋人心，可实际并非如此，基本上这种话现在只能理解为老一辈学者对中国知识界的鼓励。保守估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后，并长期保持领先百年，或许汉语可以在下一个世纪中叶成为与英语并驾齐驱的国际语言。

这应该是最乐观的估计了。尽管是估计，但我们人文知识分子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自信和担当，即中国文化三千年的积淀是可以进行现代转化并继续发扬光大的。今天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英语化，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汉语学术的国际化。今天的国际化，除了向国外学术界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的尊重与认可，更重要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前沿的学术交流，让我们的学者更加深入地学习国际学术界的知识成果，为汉语人文学术的发展所用。因此，这里必须厘清一个关系：发展汉语学术是我们人文学界的主要使命，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或英语化只是次要使命，或者辅助手段。也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学术视野的国际化，远比知识生产的英语化更重要。

我们前面说的人文学术的短期目标，其实是一个百年目标。对此，我们这几代学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虚心，在积极探索理论创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系统地学习、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基本完成世界各民族文化经典的汉译与诠释（这方面目前德、日、韩等小语种学术都比我们做得好），然后融贯中西，形成包罗万象的汉语人文学术传统。届时一直让我们焦虑的汉语人文学术思想的创新自然会因为丰厚的文化根基而水到渠成。

对于人文学术，有一点我从来都深信不疑，那就是用别人的语言，无论是讲自己的文化还是别人的文化，都隔着一层，因此很难产生原创性的研究；而只有凭藉母语思考，才能产生一流的学术与思想。所以，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目标的真正实现，必然是汉语学术的国际化。

作者：张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导。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日本上智大学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美国亚联董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美学与道德哲学。

本文原载《史地》第1辑，部分文字作者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