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回放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网2018两会特别访谈节目“高谈客论”,今天做客人民网的专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丁院士您好。
丁仲礼
你好,大家好。
主持人
今天政府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您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丁仲礼
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体系中是基础性的,它是创新的源头。基础研究就是应用的技术,就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技术发展的基础。
主持人
您认为我们国家应如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发力呢?
丁仲礼
要稳定一支队伍,让这支队伍心无旁鹜的去做基础研究,不用考虑它的研究有用还是没有用。要做好这些有才华的、愿意在基础研究上孜孜以求的科学家的基本保障,包括生活方面的保障也要做好,国家需要不断地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而这支队伍,也需要不断地更新血液,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加入到基础研究的队伍中,使大家有这个条件做“十年磨一剑”的工作,我想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
主持人
我们还知道您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校长,您在给2017级本科新生当中写了一封信:“在科技领域我们国家曾长期落后,一百余年来,通过几代读书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开始从跟跑阶段向并跑阶段转变,那么我个人预估我们大概只需要20年到30年的努力,就能过渡到领跑阶段。”现在您还维持这样的判断吗?
丁仲礼
对,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其实中国是没有科学研究传统的,我们开始引进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的工作,也就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前面的几十年,国家比较动乱,即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经济也比较紧张,更多的精力花在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上。作为基础性的研究,经费是很紧缺的。所以说得稍微绝对一点的话,中国真正的科学研究投入是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后。我在地质物理研究所工作,我们那个时候设备很差,很多的样本,我们要拿到国外去做。大使馆被炸后,国家才真正重视了科学研究,我们悟出来如果研究走不到别人前面去,落后挨打的局面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应该是国家对基础研究、对其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始有一个大的投入。
实际上,也就是这20年,国家的科技发展是非常快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这么快地发展。看数字的话,我们现在的文章、论文、专利等数量都已经做上去了,但是我们冷静地、理性地来看这个问题,接下来要经历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过程中。简单地说,我们从模仿、跟跑,慢慢地走向跟人家并跑,但是并跑不是目的,我们需要领跑。
当然,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都领跑,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在一些领域里领跑,我估计还需要努力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年轻人热爱科学研究,能投身于科学研究,根据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市场对科技的需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科技的重视,需要20年,我们可能会有相当多的领域从并跑走到领跑。这个过程,也是激励我们的年轻学生,如果你们奋斗20年,很有可能已在科学研究领域里出类拔萃,甚至走在前列,我希望他们努力,为提升中国科技水平投入时间和精力。
主持人
现在有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我国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支出预计达到1.76万亿元,但是和这组数据相对的是其实我国很多的一线科研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是那么高,那么科研经费所谓向人看齐做得还不是很够,您如何看待这一个现状呢?
丁仲礼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这些年一线的科研人员,无论是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还是一些大学、企业,他们的收入提高的幅度还是很大的,至少它提高的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当然,科研经费向人看齐,其实是要提高我们一线科学家的收入。
我们研究生的收入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高,跟国际比较,我们还是很低的,我认为应该更多地把科研经费投入到年轻人身上,让他们来参与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应该是主力。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我们的科研经费不老是向物看齐。
主持人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些知识分享平台,很多网友都讲述了自己在基础研究学科上面做研究时一些消极,或者相对比较悲观的经历,您任何看待国家一方面在号召加强应用基础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同时学生择业时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这方面的矛盾呢?
丁仲礼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看,现在研究生的数量也是非常之大了,你要给每位研究生创造一个很好的科研条件,或许不太现实。
但是这个事情反过来说,对有才华、有前途的那些年轻人,你应该多给他点支持。这个权力要交给谁呢?应该交给研究生的导师、老师,他有一定的自主权,支配他的科研经费往人身上投。首先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都得要明白,搞科学研究不苦,这个大概是不可能的。你要搞科学研究,你自个儿觉得苦,你没有感觉到乐趣,那么我觉得他毕业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做研究了,他应该换一个比较实用的工作去做,真正搞科研的过程,应该让那些感到乐趣的人继续做科研。这么大量的年轻人被培养出来,我们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尤其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只需要这里面的一小部分,大量的人都应该到企业去围绕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一些实用的工作,这应该是大多数人做的。
主持人
也像刚才您所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研究生体量很大,您觉得现在这个研究生的体量是饱和了吗?
丁仲礼
“饱和”这个词首先是没有什么标准来评价饱和不饱和的问题,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我觉得社会对研究生招生的需求还是远远没有被满足。
主持人
为什么这么说?
丁仲礼
社会往前发展,经济的竞争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创新能力的竞争实际上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动能的竞争。新动能是什么?新动能是高新技术,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了,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人才的需求就非常之大,人工智能、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等,,这些人才培养本科生不是说没用,他不具有竞争力,你还得要受很好的专业性教育,至少让他接受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他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这种新兴产业咱们叫赢者通吃,你只有走到别人前面去了,你才能在竞争过程中站在别人前面。
你要让我说一句比较极端的话,某一个领域人才过剩了,你这个领域才有可能占领制高点,你人才还不够,你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呢?我们去看看美国的历史,几十年前它布局信息产业,大量的人才到他那上研究生,后来他做生物医药产业,大量的中国人毕业以后到他那儿当研究生,做生物医学大健康,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大量招人,他的人才永远是处在一个“饱和”状态,至少它是不缺的,不缺才能大浪淘沙,真正的人才才能沉淀下来,你才能站在竞争的制高点上。而我们国家没有人才培养机制,研究生名额也是分配的,这些新的学科也好、新兴产业也好,我们还是缺人才,从这个角度去判断,人才肯定没有饱和。
但是你不排除一些看上去不太有生命力的学科,它还有老师,还有研究人员,既得的蛋糕他不想缩小,把他们的指标拿过来不太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排除有一部分的学科,是你刚才用的一个词,叫“饱和”。至少牵涉到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核心竞争力的,我们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主持人
那么国科大是2014年招的第一届本科生,今年第一届本科生即将毕业,对第一届本科生您对他们的能力有什么评价?
丁仲礼
能力,我还不敢给他们什么评价,能力还要以后来看,总的来说学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的学生出国,都是给他们送到比较好的大学去访学,比如MIT、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给我们反馈,认为我们的学生还是属于英文上叫TOP Student,是顶尖的学生范围,他们自己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在大学过程当中学得还是不错。但是教育也不能绝对化,只能说总的来说不错。
主持人
您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吗?
丁仲礼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他们当时到我们学校来念书的时候,我都是强调培养未来的科学家,未来的学科带头人的,他们也是带着这么一个人生追求到我们学校。这四年他们好多人觉得学得很苦,觉得搞科研对他来说未必适合,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希望大部分人不忘初心,为实现自己年轻时候的科学梦继续奋斗下去。
主持人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科研呢?
丁仲礼
这个话题有点难回答。你像我的专业,我是搞地质的,我这个专业,谁都可以搞,态度端正一点、体力好一点就行了,像我这样也搞地质,搞得不错,不错的原因是我比别人更能受苦,如此而已。
主持人
还是能吃苦?
丁仲礼
对,搞科研还是要能吃苦,心要静,不要有太多杂念,要单纯。
主持人
国科大本科生淘汰率大概是多少
丁仲礼
淘汰率也不是很高,逐年有一些淘汰,大概5%、6%这样的比例,我们330几个人毕业,我们有20来个可能是淘汰的,可能会到7%。
主持人
您觉得这个淘汰率是处于一个合适的状态还是应该再高一点呢?
丁仲礼
这个东西不能绝对地说高还是低,首先学校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我培养的学生,至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底线水平,这个底线水平,不同的人定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绝对地来讲比例是多少是合适的。我觉得我们这个7%、8%左右,在国内还算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如果到国际上去比,我们还是算低的。国情不一样,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很难绝对地来说高与低、怎么样合适。
主持人
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施一公说过,有一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您怎么看待他的说法?
丁仲礼
这种说法也不是施一公自己说出来的,应该是科技界多年以来有这么一个词,这个文章是“垃圾文章”。现在杂志很多,每个杂志都要装满,有相当多的杂志发出来的论文其实没有多大的价值,这个事我想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从施一公的标准来讲的话,只能进入科学史,写入科学史的不是垃圾,如果这么来说,我想绝大部分的文章都可以被视为垃圾。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把这个话说得太绝对,多多少少总归还是有那么一点价值。
主持人
现在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还是主要以论文为指标吗?
丁仲礼
这个也不是,首先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评价体系,我们经常讲科学评价体系这句话,实际上都是各个单位自己定的,我们中国科学院就没有一个评价体系,各个研究所不一样,不同的大学我估计也不一样。即便是很好的大学,他们基本上和农村那个时候的计工分那个风格差不了多少,叫业绩点。比如说,我上了多少工给你多少分,这个学生多少分,你加多少班多少分,在哪个杂志上发文章多少分,好杂志多少分,拿了多少钱给多少分,根据工分给你算出来三六九等分。这种评价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很落后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跟重点得知道怎么去跟。但是真正要去领跑,这一套体系肯定是不能再有了,用这套体系你永远不可能做原始创新研究,因为原始创新的研究有很大的风险,很可能失败,最后工分变0分了,怎么办?我可能工作都没了,所以现在确实国家需要考虑,加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就是我们从跟跑到并跑,少量的学科领域要长期领跑,进入这么一个时代以后,我们确实需要调整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要同时代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怎么调整呢?我觉得首先是科学家内部都要有共识,我们叫科学共同体,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或者叫历史责任感。我们不能满足于以前的这种我发了多少文章,沾沾自喜。科学共同体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从0到1的研究,这种研究才是真正应该得到赞美的,不是搞了很多重复的实验,带了一帮学生,不断地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研究,每个人类似的文章写了一大堆,这样要被科学共同体看不起,没做过从0到1的探索。这种文化的建立需要科学共同体形成一种共识,形成一种文化。
主持人
得来自于内因。
丁仲礼
应该是内因起作用。
主持人
谢谢丁院士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全程关注,今天访谈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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