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的经历时，中科院姚檀栋院士很淡然，“很简单。就是一直搞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变化研究。” 

一句“很简单”，掩藏的是四十多年来无数次在海拔六七千米的大大小小冰川上观测、试验、考察的日日夜夜。作为中国冰芯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姚檀栋在冰川与环境变化研究领域作出了系统性创新贡献，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首席科学家、“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主席，国际上公认的冰冻圈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目前担任我国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首席科学家。  

常人难以忍受的极寒天气、高山反应和未知的风险只是姚檀栋日常工作经历的“冰山一角”。虽然从事的研究很“高冷”，姚院士给人的印象却一直低调、朴实、温和。在他的讲述中，自己的故事总不如青藏高原冰川的点滴变化精彩。  

“最激动的时刻”来自特殊的挑战  

冰川研究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期间每一步、每个细节都不能轻视。在冰川上打出冰芯，在实验室分析完整个样品，发表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都是科研工作成就感的来源。但对于姚檀栋来说，“最激动的时刻”往往来自于不可预测的特殊挑战。回想起团队在古里雅冰川迷路脱险的经历，他感叹，“我们把这个困难克服了，那个时刻一下子心情放松很多，是感觉最好的时候。”  

2017年，姚檀栋因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被授予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成为该奖项设立135年来获奖的首位亚洲科学家。  

强国论坛：冰川研究需要长期的野外考察作业，在科考队员的第一视角里，最大的挑战和最激动的时刻是什么？  

姚檀栋：在寒冷的地区，特别是在海拔六七千米的地方，一般工作到晚上都是零下几十度。在这个环境下，要把样品取出来，而且还要很仔细地把它描述好，这个过程当然就具有挑战性。    

举个例子，我们在古里雅打冰芯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大雾，我们在冰面上干活，往下走迷失了方向，整个晚上不知道在哪转。这种情况下，在海拔六千多米，将近七千米，长时间大家体力不支。有一部分人感觉疲乏得不行了，说就这样坐下休息吧，就这样等着吧。我说肯定不能坐下的。你作为组织这个活动的人，心里面这个底线得有。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总算发现，因为大本营的人也在边缘到处发各种信号，看能不能联系上。等到快天亮，看到信号，知道那是大本营了，那才是激动的时刻。 

强国论坛：您获得维加奖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姚檀栋：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得这个奖呢？我想也不是说你个人比哪个中国人搞得更好。是因为青藏高原“第三级”在国际上确实影响力比较大，现在看到中国整体成果，我们总发文量国际第一，总的引用率国际第一，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文章的引用率也第一。这种情况下，颁奖也是作为对中国群体的认可。    

我得奖之前也不知道会有这事。发通知是通过电子邮件，我当时两三个星期不在办公室，是不是出野外了，什么场景我忘了，大概通知过两次，因为我不在，所以没有回。后来发第三次问接受不接受，我就给他们赶快回信。当然这是高兴的事，很荣幸得这个奖，所以当时看到第三次催了，就赶快回过去。这是中间的一点插曲。       

“亚洲水塔”失衡呼唤二次科考  

又一个暖冬到来，使“地球升温”话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除南极、北极外，被视为“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全球变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为核心的“亚洲水塔”失衡加剧。作为中国80%以上河流的发源地，冰川加速退缩、湖泊扩张将对周边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引发冰崩、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重大灾害，甚至产生“气候难民”。  

2017年，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启动，60多个专题科考分队开展了10大科考任务，涉及5大综合考察区域。姚檀栋正和科考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们一道，全力探索气候变化中“亚洲水塔”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寻求应对方案。  

强国论坛：考察研究青藏高原“亚洲水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姚檀栋：把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考察一下，发现都是青藏高原发源的，所以把它叫“亚洲水塔”。整个环境的变化是这50年来发生的最大问题。气候在变暖，青藏高原的环境也在变化，影响不只是青藏高原自身，它会影响整个中国，还会影响亚洲。如果青藏高原突然有积雪覆盖，整个青藏高原的反射作用就会加强，会影响整个中国东部的降水。最明显的是1997年底青藏高原经历强烈的降雪过程，使得1998年整个降雨一直持续在南方，导致了长江大洪水。 

对于亚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不管是通过河流过程，还是通过湖泊过程，河流是洪水，湖泊是冰湖溃决，都是大范围的影响，会影响下游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国家。环境变化以后，青藏高原的变化怎么影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整个社会的需求层面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这是我们第二次青藏科考的主要目标。 

让“青藏精神”落地到每个工作日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姚檀栋曾赶上第一次青藏科考的“末班”。当时条件简陋，导师带领学生们坐在大货车的货箱，开往横断山做冰川考察，“从北京到拉萨大概得半个月，遇到塌方、修路可能都要过二十天。”  

如今，飞机直达已将路程时间缩短以“小时”计算，科考队员也由从前的“依靠两条腿，拿着地质锤、笔记本就上”，到装备了无人机、无人船、卫星等新科技，可以在野外更高效地获取大量考察数据。虽然设备日益升级，“青藏精神”仍然是科研人员工作的重要基础。姚檀栋说，宏伟的科学理想和激情，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踏实专注的漫长工作岁月中。  

强国论坛：第二次青藏科考在目前国际青藏高原研究领域处于怎样的水平？  

姚檀栋：我们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不管是国家经费的支持力度，人才团队的组织，科学问题的理念和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定位，绝对是国际第一方阵的水平。我们整个科考有十大任务，从第一次青藏科考的组织者，像孙鸿烈院士，到现在我们国际上领先的大科学家，像美国科学院院士朗尼·汤姆森，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节指导我们整个科考的组织和协调及论证。我们组织过好多次论证，保证这十大任务既在国际科学前沿，同时又能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服务。       

强国论坛：科研物质条件极大提升的今天，我们怎样看待科学家精神的传承？能否透露下您明年的“小目标”？  

姚檀栋：我们刚刚出版了一套关于“亚洲水塔”的书，里面专门采访了第一次青藏科考的队长孙鸿烈院士。他对青藏科考精神有一个很经典的总结，我用几个字来概况就是“不怕吃苦、团结互助、协同创新”。在第二次青藏科考里面，第一次青藏科考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基础。   

科考本身是最典型的把科学热情和科学务实结合在一起的行动。你有了想法，一定要到野外去找证据。或者你发现了什么问题，要到野外发现问题存在的根源。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只要能在野外坚持下去，可能是一年两年，至少四五年，甚至五六年的过程，要通过不断的观察，去发现问题所在。我明年的“小目标”就是把科考做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