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志•地理志

主编单位：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 著 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年12月

概述

一

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在古生代以前是海洋环境。寒武纪自北向南出现北东向3条海槽和两列海脊相间分布。它们是粤北海槽、连平—佛冈—郁南海脊、龙门—德庆海槽、蕉岭—增城—云浮腰古—信宜海脊、惠阳—开平海槽。奥陶、志留纪时，海水向西—西北方向退出，本省开始出现陆地环境。志留纪末的加里东运动后，陆地总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低。自东南向西北有粤东沿海、增城—云浮腰古—信宜云开、和平—连平—佛冈—郁南、乐昌九峰等4列北东向山地，其间为谷地。当时的粤东沿海隆起带可能与海南岛东南部连成北东向的高大山地。

晚古生代地壳作相对的升降运动，海水从西—西北部沿山谷入侵和退出。海水中开始出现鱼类，陆地开始出现植物。特别是早石炭世中的一个海退阶段，始兴—韶关、翁源、清远、石潭、梅县—兴宁、惠阳、肇庆、阳春等浅水沼泽盆地中植物繁盛，有翅羊齿、龙须羊齿、星芦木等属的热带性古植物，成为广东省第一个成煤时期。接着的中、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是海侵时期，省境许多地方沉积有浅海相碳酸盐类岩层。晚二叠世海退，开平—阳春成内陆盆地，梅县—兴宁、新丰等地从滨海变成内陆湖沼，粤北的曲江、仁化、连阳由浅海变成滨海沼泽环境。其中，后两者的滨海湖沼中盛长大羽羊齿等属的热带性植物，成为本省第二个成煤时期。但海南岛泥盆纪处于剥蚀环境后，早石炭世剧烈下降，接受碎屑物质堆积，没有形成煤层。到早二叠世时，海南岛已开始上升成陆，所以晚二叠世的成煤环境在海南岛也不多见。

二叠—三叠纪的海西—印支运动，海南岛有大量花岗岩类侵入，其运动强度比广东大陆强烈。中三叠世的印支运动使本省崛起，西—西北部海域消失。晚三叠世，河源断裂以南的粤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断陷，成为海洋，大埔至海丰一线以南沉降更深，海水自东部的太平洋入侵，使本省总地势转变为西、西北部高而东、东南部低。粤东中部海丰、陆丰、河源、五华、惠东为浅海，有含铁、磷的碳酸盐—碎屑岩沉积。外围的惠来葵潭、梅县—兴宁、韶关—英德、广州—高要等地为滨海沼泽，长有大羽羊齿、栉羽羊齿、瘤皮羊齿等属植物。而佛冈—从化、开平金鸡岭等地则是星散分布的山间盆地，长有类丹尼蕨属、支脉蕨属、叉羽羊齿属等植物。上述的滨海和山间盆地中，又成为本省第三成煤期的分布区。

早侏罗世末期至晚白垩世的燕山运动，广东大陆有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侵入(海南岛侵入规模相对小)，造成数百个大小岩体，占广东岩体总数的80%。粤东还有强烈的中酸性火山喷发，显示构造运动自西往东加强。许多内生金属矿藏在此期间形成。特别是晚侏罗世最强烈的燕山运动第三幕之后，自南澳岛至东海岛一线之东南陷落，而全省陆地大面积抬升，一系列北东向山脉蜿蜒全境。三叠纪时粤中、粤北等地的浅海、滨海环境，这时变为内陆的山间盆地。白垩纪的粤北南雄、仁化丹霞、乐昌坪石、连县清水和星子、连平—翁源，粤东宝坑、梅西、兴宁、五华、龙川、河源，粤中广州—三水，粤西怀集、罗定、茂名等，都是沿着北东向断裂带形成的一系列内陆盆地。当时气候逐渐变干旱炎热，留下一套含石膏的紫红色砂砾岩，以及暗红色砂砾岩和泥质粗砂岩互层。后者成为今日“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除了粤东部分盆地受早期火山活动影响外，其他盆地中都有苏铁杉、坚叶杉、短叶杉等植物及恐龙类古脊椎动物生长。短棘南雄龙、南雄小鸭嘴龙、结节龙、肉食龙、虚骨龙、蜥蜴类、南雄乌迳龟等，都是此时期的动物。白垩纪海南岛已全为陆地，岛西南的红河—莺歌海北西向断裂带发育。由于红河—莺歌海断裂带作顺时针方向扭动，使北部湾一带的北东向断裂带拉张，且凹陷成北部湾海域。

早第三纪，经剥蚀已使地表逐步准平原化。包括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北部，是广阔的滨海平原。海南岛北部、雷州半岛南部、茂名、三水、东莞、太平场等地为湖泊，生长有茂名龟和鱼类。气候较白垩纪湿润，植物繁茂，茂名有棕榈科的似沙巴榈和番荔枝、枫香、板栗等植物，琼北长昌有紫萁、莲、木棉、柳、樟等属植物。湖泊中堆积有灰黑色的可燃性有机岩，成为今日石油，油页岩，褐煤等矿藏。这时发育的莺歌海盆地，也是今日富有前景的油气藏区。晚始新世的喜马拉雅运动第一幕时，南岭山地上升。粤北的山间盆地较闭塞，气候较沿海地区干燥，堆积有暗红砂砾岩。火山喷发活动见于雷州半岛乌石、南海西樵山、三水小塘、河源杨村至埔前、连平北部等地，以玄武岩类为主，粗面岩次之。

晚第三纪断块活动频繁，大陆边缘拗陷，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而其他地区上升受剥蚀。当时湛江以西的雷州半岛和北部湾为浅海环境，湛江以东的鉴江口外、珠江口外，韩江口外为滨海环境。茂名、新会、三水、东莞仍为内陆盆地。属热带湿润气候。沿海和湖边生物茂盛，是今日浅海油气藏形成的物质基础。火山活动仍较活跃，如雷州半岛下洋、河源盆地的火红岭、三水盆地的石头、王借山和紫洞等地，以玄武岩为主。至第三纪末期，广东大地已呈波状起伏的剥蚀面，最高一层剥蚀面相当于今日海拔1000米以 上的山顶面。东江、北江、西江等发育在当时的剥蚀面上，使古剥蚀面向这些江河主流倾斜，所以今日850—1000米剥蚀面应是同时期产物。沿海地区的韩江、珠江三角洲、北部湾三大凹陷的存在，又使广东水系大体向这三个凹陷汇流。广东今日的山体水系基本格局，至此大致奠定。

晚更新世早期及其以前的第四纪，广东海岸断块活动，升降频繁，各岸段活动的方向和幅度略有不同。其中，琼北与雷州半岛曾几度降升并先后有多期火山喷发，形成广阔的玄武岩岩被，而这些玄武岩岩被又与其间的滨海相至河湖相堆积物“湛江组”、棕红色含铁砂砾层“北海组”、火山碎屑岩“湖光岩组”堆积交错分布。陆丰甲子“老红沙”滨海沉积层，应为其中短暂海侵期形成。

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山地丘陵区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种群经历了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粤北、粤中、粤西和粤东西部的石灰岩溶洞中生活着古人类。1958年5月在曲江县马坝镇狮子岩石灰岩洞中发现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属于早期智人，与它共生的动物有大熊猫、鬣狗、貘、犀牛、剑齿象、纳马象等。晚更新世以来，气候有3个寒冷期(距今约3万年、2万至1万年、0.5万至0.25万年)及其间的3个温暖期(距今约2.8万至2.1万年、0.63万至0.61万年、0.23万至0.14万年)，年平均气温波动幅度4—6摄氏度。晚更新世以来的海面也相应出现3个低海面期和其间的3个高海面期。其中，距今约2万至1.5万年的最低海面，约在今-130米至-155米的地方，今日的大陆架当时是广阔的滨海平原，沿海岛屿及海南岛再与大陆连成一片。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植被，为中亚热带北部的常绿阔叶林。晚更新世末期后，气温波状回升，沿海岛屿及海南岛与大陆分离，内陆山地也间歇性和差异隆起形成如今多级剥蚀面，全省进入人类开发活动的历史时期。

二

广东在秦以前，作为中华民族先民的越族人民已从事农业活动。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大批汉族军民南下，越五岭进入广东，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末汉初，广东为南越王统治。秦南海郡尉任嚣，曾按“楚庭”规模建立起广州城廓，称为“任嚣城”。任嚣死后，秦将赵佗据南海，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帝，将城廓扩大，称为“赵佗城”，西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高祖使陆贾至番禺，立赵佗为南越王，称南越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元鼎六年派路博德、杨仆率军一举平定岭南，取得统一战争的彻底胜利。接着，汉朝将南越地重新划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个郡，后两郡在海南岛。

南越的回归是岭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政治上，9个郡的开设使岭南郡制终于稳定下来。在经济上，中原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大量输入，南方的土特产和某些外国产品如象牙、犀角、宝石、水果等成批北运，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广东水稻栽培较中原早，汉代已有一年两熟稻。另外，还培植了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及甘蔗和花木。荔枝、龙眼主要以贡品形式北运中原。在工商业方面，手工业主要有制陶、铸铜业和造船业。同时商业也很繁盛，番禺城已成为全国有数的商业城市，徐闻、合浦都是重要的商贸港口城。在交通方面，汉朝的远航船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就是当时中外海上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口岸。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相继，岭南却繁荣不改，汉族人口南迁增多，出现了秦汉以后人民南渡的又一高潮。广东境内东、西、北、韩江等流域普遍设立了新县。同时对外贸易也占有重要地位。3世纪时，阿拉伯商人由海上来，未几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

隋代结束了自东晋以来的国内分裂的局面。隋唐交替时期，岭南经济继续发展，稻谷等农作物生产占有重要地位。唐代除重开汉代的西域陆道外，还加强了南海海上交通，声威远播，迄今南洋一带，尚称华人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山”。广东由于位于中国南方对外交通的要道， 不仅在全国具有特殊地位，在世界上亦称为重要的枢纽地带。在唐朝期间(618—907年)，西亚和东非一带的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和东南亚、印度一带的许多国家都和中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而联系的要地在岭南。因此，进一步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矿冶和纺织最为突出。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时在韶州和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已开始了种茶，畜牧、养鱼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饲养和采集也较发达。在交通方面，唐朝还开凿了大庾岭陆道，从而加强了岭南和长江流域之间的联系。当时由广州至京都的要道有三：广州经韶州、郴州(今湖南郴县)至上都(今西安)4210公里；广州经西江桂州(今广西桂林)至东都(今洛阳)5080公里；广州经韶州、大庾岭、虔州(今江西赣州)至上都5210公里。三线之中，以郴州一线(即摺岭道)为最短，但武水多峡谷险滩，不如浈水之便于航行。所以唐代曾一再开凿大庾岭以利南北交通，使由海外输入的齿革羽毛和岭南出产的鱼、盐、蜃哈，“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

至于桂州一线，则由北方到海南岛和钦廉一带较常利用。秦汉时由湘入粤本取道连江，但自唐代起，武水利用较多，由韶州至广州的水路，均由芦苞涌经官窑迳趋广州。东江和梅江之间的联系，是走老隆岐岭间的隘道。由于南方经济发达，汉族人口南移更多。南移的路线，多通过南岭山地的天然孔道，即梅关隘、摺岭隘、越城岭隘等进入粤北、粤中和粤西等地；尚有一部分则循闽浙沿海平原而来，进入粤东一带。所以唐代岭南的人口比隋代增加较多，但分布不均，西、北二江一带较密，粤东较稀。

在唐朝统治的300年间，从全国来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天宝以前，政治比较开明，为经济上升阶段；天宝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封建剥削加重，人民贫困，为经济下降阶段。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较大，故当战火未波及岭南时，广东的经济即使在天宝之后仍继续得到发展。唐亡后的半个世纪期间，中国中原地区连续更换了5个朝代，边缘地区则先后分建了10个小国，世称“五代十国”。由于战火蔓延，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当时岭南一带，在宋以前的60余年间，始终在南汉统治下，局面还算稳定。北宋国势不及唐朝强盛，疆域也比唐朝小，汉唐以后开辟的西北和西南国际通路，到宋代作用却不大，唯海上交通更为重要。南宋领土更为狭小，但对南方的经营却非常积极，对外贸易成为国家重要税源之一。海外交通，由于指南针的应用而日见便利。广东在全国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北宋有船舶往来的港口共有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蜜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秀州华亭县(今江苏松江县)等处，而广州设立市舶司最早(971年)，贸易也最盛，南宋虽增辟了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县)、秀州海盐县澉浦(今浙江澉浦)等港口，但贸易均远不及广州。两宋统治历319年(960—1279年)，岭南地区基本上仍是继续发展。只是到了南宋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全国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福建泉州，遂使广东经济走向下坡。

广东农业在宋代比以前大有进步，主要得益于人口增加，劳力充足，以及对粮食需求增大之故。在唐代广东尚无兴修水利的记载，而到宋代已有几十宗之多，主要分布于珠江和韩江三角洲。水稻已一年两熟，广州成为一大米市。粮食作物除水稻外，并有芋、粟、麦等。经济作物除桑、麻外，甘蔗、棉花和茶叶的种植已日见重要。林产品中有各种硬木(如胭脂木、乌婪木)和果木(荔枝、龙眼、香蕉、柑子等)。同时手工业也比唐代进步，以矿冶、纺织、制盐最重要，韶、惠二州曾为全国铜钱最大的铸造地，铜、铁、锡器和铜钱有不少输往国外。新兴手工业以制糖和棉纺织工业最堪注意。在对外交通和贸易方面也有进一步发展，一是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口物资日渐丰富；二是由于当时陆道(河西走廊)为异族所遮断，而海舶之利又为当时朝廷重要财源之一；三是由于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使海上运输更加便利。由于经济发展，宋代人口比唐代增加1倍以上，达到260万人，大部分由北方移来，人口分布以广州府为最多，次为潮州，这和珠江、韩江三种的积极开发利用有密切关系。

元代对中国经济破坏甚大。广东是宋元最后决战的地区，人员伤亡最多，人口比宋略有减少，约为252万人。元代广东的农业，由于受战争影响，生产遭受破坏。但统治者亦深知农业的重要性，所以对沿海地区曾进行修筑堤围，扩大垦殖，以增加粮食产量，因而有米粮出口。

另外，还提倡种棉，促进了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并一度将此先进技术传播于长江下游一带。

在对外交通和贸易方面，大体与南宋相似，唯因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自然影响对外贸易。但元代统治者也深知海外贸易的重要，并得阿位伯人协助，海外贸易得以继续进行。当时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虽在泉州，但广州仍能维持一定地位。

明代，广东的经济文化，经宋元以后的开拓，已跨进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在广东地方开发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地方特色表现得更加完备。农田水利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兴建时期，当时凡陂、塘、湖堰，都要根据地势，利用农隙进行修治。水利工程布局的特点是：“平田用陂塘，高田用堰坝，低田用圩岸(即堤围)”。不仅堤围或陂塘遍及全省各地，而且注意因地制宜和防止以邻为壑，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耕地的增加，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耕作制度方面，普遍种植双季稻，并利用冬闲再种一季其他农作物，从而创造出一年三熟制。除水稻之外的农作物，尚有大麦、小麦、荞麦、豆类、油菜、粟、番薯、芝麻、薏芡米、玉米、芋等。其中玉米和番薯是明代从国外引进来的品种。番薯产量高，易生长，不择土质，花费工本少，经济效益好。所以，明代，广东的粮食总产和单产都大幅度增长，农业已后来居上，开始走在全国农业生产的前列。

明中叶以后，广东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性生产迅猛发展起来。主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桑蚕、塘鱼、蔬菜、茶叶、苎麻、棉花，以及当时从国外引种的烟草和花生。而且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区域。随着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带动了农村生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如甘蔗的种植，推动了蔗糖业；蒲葵的种植，推动了制葵业；蚕桑的发展，推动了丝织业；麻和棉花的种植，推动了织布业；席草的种植，推动了制席业等。从而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手工业也日益增多。

其次是工业生产达到高度发展的地步。佛山的冶铁业，石湾、潮州、阳江、饶平的陶瓷业，南海、顺德、佛山和广州的丝织业，雷州、博罗、阳春的葛布业，新会、新兴的麻织品，高要、四会的蕉布，兴宁的苎布，南海的棉织业，番禺、东莞的榨糖业，新会的制葵业，高州、阳江、潮州、广州、东莞的造船业，沿海各地的制盐业等都盛极一时。

再次是商业也相当繁荣。当时广州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广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同时沿海沿江也出现了一批新兴城镇。佛山就是从宋代开始，逐渐由乡村墟市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市镇。新会县的江门、东莞县的石龙、增城县的新塘，都是明代后期的新兴城镇。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墟市。合浦有珠市，罗浮山有药市，东莞有香市，番禺茭塘有鱼市，顺德县锦鲤海有龙眼市，增城县沙贝有荔枝市，顺德县陈村和高要县有花果秧苗市等。

明代的封建经济虽比元代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海外贸易由政府控制，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直到永乐年间，明廷才对海外贸易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从此，宁波、泉州和广州同时恢复市舶司，并附设驿馆。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0余年间，明廷曾派遣郑和及王景弘等率领舰队七下“西洋”(今印度洋及南洋)，远达西亚和东非等地。据《明会典》记载，明朝对于海外各国来华“朝贡”贸易，由市舶司主管，经由广州领取“勘合”(准许证)登陆入京的有15国。至于民间或间接进行贸易的国家当不止此数。到明朝后期，由于受欧洲早期殖民主义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先后东来的影响，他们以海盗式的舰队打破了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使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自唐、五代、宋至明、清，汉族人口不断移入广东，使广东境内大部分地区为汉族所聚居。汉族人民移入广东，一是秦汉以后，沿粤北南岭隘口，经北江南下，分布在北江、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由此路移入人口较早，以宋代迁入最多，以广州为中心，属广府语系；二是从东部福建沿海移入，并向粤西海岸移动，分布在雷州半岛，以宋末移民最多，以韩江三角洲为中心，属潮州语系；三是来自中原诸省，分布在粤北和粤东山区，以明移入最多，以北江上游及梅县为中心，属客家语系。

所以从南宋到清初，是广东省开发时期，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相当的发展。

16世纪初，欧人东来贸易渐多，特别是英国产业革命后，西方急于打破满清闭关政策，鸦片战争首先在广东爆发。战后，中国主权丧失，海关洞开，继香港割让之后，先后又迫使广州、汕头、惠阳、拱北及广州湾等处开辟为商埠，广州经济急剧殖民地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农业商品化的浪潮席卷广大城乡，粮食生产萎缩，经济作物崛起，地区专业化程度提高，新式工业在许多地方代替了传统手工业，出现了工业点和小型工业基地，新的运输方式连接着广大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更为强烈，这就是鸦片战争后生产分布的总形势和总特点。

鸦片战争前，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产生，但主要是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些地区。五口通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支配广东经济发展最大的力量是外国资本的利益。因此，各产业部门的地域分布不断出现枯荣交替现象，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旧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之一。

在农业方面，以蚕桑而论，由于厚利所在，从清乾隆到鸦片战争前，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第一次“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桑蚕区顺德、南海、香山(今中山)等县的桑田面积不断扩大。鸦片战争后，国际市场的生丝需要增加，加上缫丝生产广泛采用机器，于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在这一带又掀起第二次种植高潮，不仅原有桑区面积有增无减，而且开辟了新区，新会、高明、番禺、东莞等县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前夕，生丝价格扶摇直上，更推动着蚕桑业的发展，除原有三角洲各县外，还扩展至西江、北江、东江流域，以至南路等地的有关县区。在民国10年(1921年)已跃为全国三大蚕区之一。但自民国18年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丝价猛跌，出口锐减，丝厂倒闭，到处出现了挖桑种蔗的情况。至日军侵华时期，所遭受的破坏更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长时间也未能恢复。战前，茶叶广种于三角洲一带，向为大宗出口货物，鹤山、南海西樵山、香山、番禺都有种植，广州河南亦如此，且设有专门加工出口茶的工场和茶庄。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光绪年间，欧洲殖民者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爪哇等地建立了大规模茶场后，广东茶叶衰落，出口锐减。甘蔗，鸦片战争前，蔗区主要分布在珠江、韩江三角洲等地，种植面积大，分布集中，糖制产品行销全国和东西两洋，糖业成为广东经济的一大支柱。但到光绪年间，英国人先后在香港、汕头设立新式机器制糖厂，廉价收购甘蔗，再加上洋糖、台湾糖大量涌入，使土糖深受打击，蔗田面积大减，大部被水果、花生、蔬菜、杂粮所取代，为广东甘蔗生产的第一次低潮。民国18年经济危机后，蚕业衰落，糖业复兴，加上引入良种，甘蔗面积又大增，再次出现转机。于是在珠江三角洲各县，蔗基取代了桑基。从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甘蔗又遭厄运，洋糖充斥，广东甘蔗又经受了第三次沧桑。然而，一种作物萎缩之日，往往又是另一种作物扩大之时，花生可为一例。历史上最初向海外输出花生的，全国只有广东一省。民国10年，广东花生种植面积占全国花生总面积的42.6%。

产量仅次于山东。水果也向为广东农业的一朵奇葩，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水果业已步入商品生产的行列，形成集中种植区。鸦片战争后，顺德、南海等地的果基被桑基所取代，水产遭受排斥，但在广州附近及东莞、增城、新会、香山小榄等地，果业仍欣欣向荣。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汕头地区果业的兴起。战前潮州柑已有较长的生产历史。自汕头土塘退出当地之后，其土地除被花生取代一部分之外，柑桔、菠萝地跻身其中，并迅速发展。从此汕头地区就成为广东第二个水果产区。

粮食作物生产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广东缺粮，在明中叶已开始，到清代，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更加剧了广东本来就严重缺粮的局面。全省有400万人靠洋米度日，占当时全省人口的18%。民国初年，这种状况有增无减。洋米大量输入广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农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已丧失了独立性，陷入了对外国资本主义严重依赖之中。

鸦片战争前，广东手工业就比较发达，某些部门已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某些行业和产品已有地域集中现象，供应国内以至国外市场，如冶铁、陶瓷、制糖、丝纺等。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外国商品输入日益增多，使原有手工业陷于停滞、衰败以至消失状态；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掠夺原料，扩充外贸，又使与之关系较大的工业有所发展。清朝和民国政府为了自身的的利益也兴办了一些企业。19世纪末，民族资本也开始经营近代工业。就是在这些因素交替作用下，广东近代工业生产复杂纷繁，枯荣交替，由此亦可窥见中国工业之一斑。

鸦片战争后，洋货代替了土货，首先受害的是纺织业。开始是洋纱代替土纱，造成纺与织的分离；继之以洋布代替土布，导致整个纺织行业分崩离析，佛山、广州、兴宁、汕头等地的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布生产一度复兴，潮阳、澄海成为全省主要土布产区，兴宁亦保持染织中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纺织业又陷入绝境。到民国38年(1949年)，全省丝厂仅剩3家，手工纺织业已是七零八落。糖业的命运与纺织业类似。鸦片战争前，手工制糖相当发达，直到19世纪70年代，糖业仍是广东重要出口商品。但自光绪初年，英商在香港、汕头开设机制糖厂后，加上马尼拉、爪哇糖廉价倾销，广东土糖寮纷纷倒闭。到民国18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蔗区才得以扩大，并于民国23—25年新建了市头、新造、顺德、东莞、惠阳、揭阳等现代化糖厂，广东糖业才稍有转机。但抗日战争时期，又受到日军摧残，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也未能改变其残破局面。

冶铁业在历史上曾经是广东手工业的骄傲，尤以佛山铁业为最，但鸦片战争后同样在洋铁倾销打击下摧残殆尽。佛山冶铁业，这一从唐代起就很出名的手工业，繁荣了一千多年，最后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下解体乃至湮没无闻，实在是奇耻大辱。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坪石建立了粤北铁工厂，为当时广东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但日军侵犯粤北时遭到破坏。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旧中国的大门，为它们的炮舰服务。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人首先在广州黄埔成立船坞，后又在香港、九龙开办了船坞，以满足航运的需要。英国在广东的工业，初期只能在香港发展而不能在广州设厂，因为当时广州对英国侵略者深恶痛绝。在洋务运动影响下，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广州城南创办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广州机器厂，这是广东最大的军火工厂。

由于广东具有不同国内其他省份的社会经济条件，尤其在吸收新式工业技术方面更具优势，便于新式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初，广东各行各业在全国均有一定地位，其中制糖、火柴、制油、制蜡等居全国第一位，制线、针织、成衣、陶瓷、印染、皮毛、制革等名列前茅。30年代前后，广东政局相对稳定，工业相应有所发展。广东军阀为了便于监控，建立的工厂多集中在广州，一为西村，以水泥、化学、肥料为主；二为河南，以纺织、造纸、制糖为主。

汕头作为近百年新兴的工业城市和港口，鸦片战争后建立了船舶修造、制糖、榨油等新式工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潮汕铁路通车，汕头崛起为粤东经济中心。岭南重镇韶关，自粤汉铁路通车后，带来一时经济兴旺。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政府曾一度迁移至此，随迁而来的一部分工业，使其经济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此外，在沿海沿江口岸一些城市，江门、惠州、肇庆等手工业占有优势。

由于近百年间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加上在近代史上，广东又是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反复较量的地方，战乱频繁，对经济破坏甚大。每当历史转变时期，都给经济以很大的冲击。由于香港的割让，广州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仅被香港所取代，而且处于依附状态，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殖民地性质更为突出。所以近代的广东，无论农业、工业、手工业以及广大城乡僻壤，都笼罩在帝国主义投下的阴影之中，整个经济充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直至1950年5月广东全境解放，经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

在古代，对广东地理环境的记载(研究)，多散见于图籍、方志和笔记之中。最早记载广东地理知识的，是东汉史学家、地理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地理志》。该书中的“粤地”，首次记述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地理状况。东汉杨孚撰《南裔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按草、木、虫、鱼、鸟、兽的生物分类，记述岭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以广东为重点。

晋、南北朝时代，稽含编撰《南方草木状》，载有热带广东地区的草木及农作物。范晔编《后汉书·郡国志》记有广东行政区划。萧子显的《南齐书·州郡》记广东沿革地理甚详。郦道元对《水经》作注，名《水经注》，对广东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河网有较详细记述，并以河为纲，兼述各河地形、植物及历史地理。

隋唐时代，魏征等的《隋书·地理志》，对广东沿革地理记载颇详，兼述广东民俗、民族特征等。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记广东各州、县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刘恂编《岭表异录》，以记载广东为主，包括南海航路及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珍奇动植物等。段公路的《北户录》，记述岭南风土、风俗、物产甚详。《岭表异录》及《北户录》均为古代记述广东地理著作的珍品。

宋元朝代，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广南东路》对广东县以下沿革、贡赋、户口、物产、矿产等有重要记述。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有广东各地风物，兼有诗文、杂事等。祝安礼的《地理指掌图》，载有广东地理图记，为现存最古的广东区地理图。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广东山川、物产、古迹、资源甚多。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详记广东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人文状况。赵汝适的《诸番志》记有广东外贸状况。陈大震的《南海志》，详记珠江三角洲自然、人文和对外贸易，内容丰富、详实。

明清时代，姚虞的《岭海舆图》记广东沿革、形势、户口、田粮、课税、军马等，并附广东全图。郭棐的《粤大记》和《岭海胜记》二书，前者主记广东人物，亦记广东少数民族、边疆地理、港口等，末附“广东沿海图”；后者记珠江三角洲、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及海南名胜共约20处。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中对广东的形势、水利设施、粮额、屯田、设官、边防及关隘等，详加论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广东地理，内容丰富，且有论证。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对广东地理环境详加论述，以“语”为纲，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宫、舟、坟、禽、兽、鳞、介、虫、木、草、怪语等，包括了广东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各个方面，写出了广东“山川的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堪称古代广东地理之杰作。范端昴的《粤中见闻》，内容多袭《广东新语》，但亦增补范之见闻，分天、地、人、物记述，不似《广东新语》之杂。张渠的《粤东见闻录》，是专述广东之著作，对广东气候山川、民俗、物产、植物、动物、矿产等，除记述外，多有分析。胡端书撰《万州志》，生动地记述广东大陆和海南岛之自然差异。陈徵言的《南越游记》，是专记广东的地理杂记，据闻简述广东山川、风土、物产、古 迹、异闻等。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有广东的疆域、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 、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渠、堤堰、土产等，内容丰富，考证精详。

古代的广东地理记载(研究)，虽然零星、欠系统，以编纂描述为主，缺科学解释，也未见以“广东地理”命名的著作，但却保存了反映广东地理环境变迁的丰硕资料。

到近代，西方新地理学传入中国，使广东地理研究，从传统的编纂与描述为主，转向重视野外考察与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性的探讨。

清朝晚期，废科举，兴学校，办新学，在中学安排地理课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相文编成中国首本《中等本国地理教学书》(四册、兰陵社出版)叙述了广东所辖州、县、城市、道路、名胜古迹及特产等。光绪三十三年黄绚闻编著首本《广东乡土地理教材》，对广东地理环境进行了扼要的叙述。

民国以后，科学渐兴，广东地理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除中学继续全面安排地理课程外，高等学校相继设立地理学系。民国18年(1929年)中山大学创办地理学系，它是中国最早在大学理科开设的地理系之一，其开设课程在当时地理系中是最多的。民国22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成立博物地理系，抗日战争期间 内迁时，该校分为独立的文理与法商两学院。民国36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设置独立的地理学 系。高等学校设立地理系，对于引进西方地理学，对于培养广东地理教育和研究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广东地理学界创办了本省第一份地理学术刊物《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报告集刊》(民国19年)、后改称《地理季刊》、《地理集刊》、《地理专刊》等，该刊发表的一些论文，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对广东地理的调查，通过调查除发现广州东郊七星岗海蚀地形遗迹(吴尚时，民国16年外，还完成一批广东部门地理和广东区域综合地理论文和著作。广东部门地理论文著作有民国9年(1920年)彭程万和殷汝骊的《琼崖交通之现状》、民国23年邓植仪的《广东土壤提要初集》、民国24年梁溥的《广州河南岛的聚落地理》、民国30年吴尚时的《广东省之地形》、民国32年吴尚时与罗来兴的《浈武二水之水文》、民国33年吴尚时与何大章的《广东省之气候》、民国37年张宏达的《西沙群岛的植被》等；广东区域综合地理论文与著作有民国17年沈鹏飞的《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民国21年吴尚时的《罗浮山区域的地理问题》、民国35年李待琛的《海南岛之现状》、民国35年何大章、缪鸿基的《澳门地理》、民国36年吴尚时、曾昭璇的《广东南路》、《雷州半岛》、民国36年郑资约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等；此外，还编绘了《广东省政治经济地图》(1：100万)和《广东省分县地图册》(1：20万)等。但还未见以“广东地理”命名的著作公开正式出版。

建国后，广东地理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步入全面发展阶段。在高等地理教育方面，中山大学继续设置地理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地理系，1951年10月改名为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52年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地理系(科)相继并入中山大学和华南师院。1982年华南师院地理系改称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1958年新成立广东师范学院设立地理系，1964年停办，1978年复办，改称广州师范学院地理系；之后，佛山、梅州、肇庆、韶关、广州、汕头、海南、惠州等市的教育学院和师专相继成立地理系。在地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方面，1951年中国地理学会广东分会成立，“文化大革命”后，称广东省地理学会，下设深圳、珠海、佛山、韶关等分会；1958年广州地理研究所成立，“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1978年复办。众多高等院校设置地理系以及地理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广东地理的研究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广东省地理学界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和全面的部门地理调查以及专题研究。50年代有橡胶宜林地选择考察、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的考察以及综合自然区划，各部门自然地理区划、农业区划的研究，全省群众性的土壤普查鉴定；60年代有广东省地图集编制研究，广东沿海浅海地质地貌调查研究，珠江三角洲土地类型和农业自然区划研究，全省一、二级综合农业区划调查研究；70年代城镇规划与区域规划的调查研究，全省土壤背景值调查研究，全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土地资源图、土地利用图和地貌图中广东图幅编制的调查研究，全省各县农业区划调查研究；80年代有珠江三角洲基塘系 统研究，海南岛自然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研究，全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经济特区调 查研究，全省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广州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广东省花岗岩地区 土壤侵蚀与整治研究，全省国土总体规划调查研究，南沙群岛及其邻近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等 。

这一阶段的考察、调查、研究，多在先进理论指导下，采用先进的观测方法、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手段进行的，而且进行了总结，或写出调查(考察)报告、或出版了著作、或发表了论文，取得一批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调查报告如《广东省地貌区划》(曾昭璇、李见贤等，1962年)、《广东省植被区划》(何绍颐、陈树培等，1962年)、《广东省土壤区划》(石华、黎积祥等，1963年)、《广东省气候区划》(陈世训、何大章、廖兴拭等，1963年)、《广东省综合自然区划》(余显芳、唐永銮、陈史坚、徐君亮、潘树荣、易绍祯、徐国璇、古秋森、刘南威、李国珍，1963年)、《广东省农业区划》(曹廷藩、梁溥、钟功甫、陈骏、杨兆椿、吴郁文、秦文清、郑天祥、戴素等，1963年)、《广东省水文区划》(罗开富、沈灿燊等，1965年)、《南海海区综合调查研究报告一、二》(南海海洋研究所，1982年、1985年)、《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唐永銮、马应良、赵焕庭、林幸青等，1986年)等。著作如《海南岛的景观》(唐永銮，1958年)、《雷州半岛景观及其演化》(唐永銮，1958年)、《珠江三角洲》(徐俊鸣，1973年)、《广东植被》(广东省植物研究所，1976年)、《海南岛》(韩渊丰、吴郁文、黄远略、郑象生，1976年)、《广东植物生态及地理》(徐祥浩，1981年)、《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黄镇国、李平日等，1982年)、《海南岛农业地理》(钟功甫、陈铭勋、罗国枫，1985年)、《珠江口伶仃洋滩糟发育演变》(徐君亮、李永兴、蔡福祥、陈琴德，1985年)、《南海诸岛》(曾昭璇、刘南威、吴郁文、黄少敏，1986年)、《深圳市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广州地理研究所，1986年)《广州城市发展》(林初开，1986年)、《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研究》(曾昭璇、黄少敏，1987年)、《韩江三角洲》(李平日，1987年)、《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司徒尚纪，1987年)等。论文如“侵袭广东的台风”(黄润本，1955年)、“南阳盆地经济地理”(梁溥、曹廷藩、杨克毅、陈家修，1956年)、“我国南海沿岸最近升降问题”(曾昭璇，1957年)，“韩江三角洲”(曾昭璇，1957年)、“广州市气候”(陈世训，1957年)、“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钟功甫，1958年)、“广州市经济地理”( 钟衍威，1958年)、“广东省地表热量平衡”(黄润本，1960年)、“试论广东的农业地带”(钟功甫，1962年)、“广东低塱区水文”(沈灿燊，1963年)、“广东坡地辐射状况与农业生产”(黄润本，1964年)、“试论南海沿岸砂岩的成因及其地形学意义”(曾昭璇、黄少敏，1964年)、“珠江三角洲蔗糖工业的合理布局问题”(蔡人群、陈道进，1965年) 、“中国南海诸岛的自然地理概况”(徐俊鸣，1975年)、“我国的南海诸岛”(刘南威，1975年)、“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发育和演变”( 李春初、杨干然等，1977年)、“五千年来广东灾害天气气候的历史变迁”(何大章、黄同慰，1977年)、“珠江三角洲农业特点”(吴郁文，1979年)、“粤东大鹏湾北部动力地貌”(罗章仁、黄鸿寿等，1981年)、“广东省经济特区类型城市发展问题”(张克东，1981年)、“深圳、珠海特区工业配置问题”(吴永铭、倪兆球，1982年)、“南海环礁的若干地貌问题”(曾昭璇，1984年)、“珠江三角洲区域工业布局的综合研究”(吴永铭，1984年)、“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划的几个问题”(刘琦、魏清泉，1985年)、“广州城市气候初探”(杨士弘、张茂光，1985年)、“国土整治与广东农业发展”(梁溥，1986年)“广州城市对气候的影响”(沈雪平、黄伟峰，1987年)、“关于珠江三角洲港口群建设的探讨”(郑天祥，1987年)、“以港穗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人口的基本特征”(郑天祥，1987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形成、分布和变迁”(司徒尚纪，1987年)、“海南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邓郁友、罗国枫，1987年)等。

同时，陆续出现了应用近代地理学理论阐述广东全省地理环境规律的综合性的地理著作。1956年梁仁彩编著《广东经济地理》，是首本扼要系统阐述广东经济环境的著作。该书全面分析了广东国民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建国以后经济面貌变化，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特点和分布概况，分广东为粤北、粤中、粤东、粤西和海南5区。1957年徐俊鸣著《广东自然地理特征》，是首本对广东省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进行概括性综合研究的著作，该书全面系统介绍和评述广东地理位置优势、气候特点、地形分异、结合水文、土壤和动植物特点和分布，将广东划分为粤北、粤中和海南3个自然地理区，评价广东自然地理特征在经济建设上的意义。1973年吴郁文著《广东地理概况》，是首本用“广东地理”命名的公开正式出版物。1977年陈正祥著《广东地志》，是香港学者在参阅大量内地学者著述的基础上，编写的当时有关广东省地理的最详尽的著作。该书共14章，分叙广东省的自然环境、土地开发与产业发展、人口与居民、工业建设、矿产、交通运输、地理区域(粤北区、粤东区、粤中区、粤西区)等，并对珠江三角洲、广州市、海南岛、南海诸岛各设专章叙述。1986年吴郁文主编的《广东省经济地理》，全面系统深入论述了广东省经济发展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各部门的发展和布局，将广东划分为粤北、粤中、西江、粤西、东江、粤东、兴梅、海南岛、南海诸岛以及深圳、珠海等经济地理区，是迄今为止介绍广东经济环境最详尽的专著。1984年受《中国地理丛书》编委会委托，由刘琦、魏清泉著的《广东省地理》，1988年3月正式出版，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广东的自然概况、资源态势、山河变迁、人文风貌、历史沿革、开发历程、经济成就、发展前景、物产布局、城市分布、地区差异、经济区划(粤东、粤北、粤中、粤西、海南)等，是迄今为止内地出版的较完善的以“广东地理”命名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