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0年2月

概述

一

秦以前前四川教育主要是通过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工农业生产技能的传授和从师学经学艺来进行的。

西汉初，四川经济繁荣超过关中。景帝末年，庐江人文翁为蜀守，于成都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在全国首创地方官办学校。招收郡内子弟入学，并派张叔等18人到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和法律政令，学成回来担任教师。为了鼓励学习，入学者可免除徭役，成绩优秀的派到郡县为吏，次等的派到各乡内为掌教化的乡官。如是数年，争而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四川各地皆立文学，由是，蜀学比于齐鲁。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县、道、邑、侯国都建立起学校，设经师一人，教授儒家经典。各级学校的开办，对于巴蜀地区文化教育发展和经济繁荣，起了重大促进作用。除了官学以外，还有私人创设的学校，并授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之说。于是四川风教大行，人才蔚起。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倍受战乱之苦，学校教育深受其害，官立学校除汉代文翁所建蜀郡学还能勉强维持外，其余官学则时兴时废，私学、蒙馆、学塾之类的私立性质学校，虽仍在民间流行，但远不及两汉时期规模。

初唐、盛唐时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育，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曾下兴学诏，并令州、县及乡里置学。唐太宗更在用人方面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它种种名目的科举考试，选取官吏。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地方官学逐渐兴盛，朝廷统一规定府、州、县官学生员名额20～60人不等，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更令县以下每乡里内各置一学，择师令其教授。四川各地均按朝廷诏令及有关规定先后创设学校，按唐代教育制度，在唐朝的极盛时期四川拥有官学学生9，000人左右。在官学发展的同时，私学有新的发展，私人开始创办书院，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在遂宁创办的张九宗书院是四川最早的私人书院。

宋代是四川历史上文化事业兴盛繁荣的时期，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北宋仁宗、神宗、徽宗三朝曾有三次兴学运动，四川各路、州军和一些县都兴办了学校，教授生员，造就出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这样的代表人物。南宋时期，四川又有100多年的安定环境，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发展官学的同时，书院私学经过官方的提倡、赞助，逐步形成书院制度。宋代四川共建书院28所，以涪州(涪陵)北岩书院、夹江同仁书院、黎州(汉源)玉渊书院，蒲江鹤山书院最负盛名。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下创办的鹤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比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8万卷还多。魏了翁在自己创办的书院授徒讲学，相从者众，蜀中名士游似、吴泳、牟子才等皆造门受业，湖南、浙江的士子也不远千里，负笈来川从之。据《眉州志》记载，两宋300年间，仅四川眉州一地考中进士即达800余人。因而，史有两宋“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之称。

元朝建立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即下令设置诸路学校官，对进修的生员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令各路劝农立社，每社立学1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闲时使子弟入学。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并允许私人设立书院。驻守成都的元帅纽菶，推崇儒学，他首先以文翁石室、杨雄墨池、杜甫草堂建立学宫，并在草堂建立3个书院，捐出私产在东南各地收购图书30万卷，是为元代恢复书院之始，战争期间被破坏的学校也相继修复或重建。由于南宋时期四川教育比较发达，因此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令设云南诸路学校时，其教官均以蜀士担任。一批因宋末战乱流寓江南的蜀籍士子在元朝中期担任江南各大书院山长的多至数十人。元代，由于民族矛盾等原因，四川教育虽有地方当局的提倡，但始终没有达到两宋时期的水平。

明代四川和全国一样，教育主要通过府、州、县学(儒学)和社学、义学、私塾、书院等形式进行。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谕中书省“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1人，训导1人，州设学正1人，训导1人，县设教谕1人，训导1人。入学生员，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教师薪俸和生员廪食均由有司供给。宣德中又扩大生员定额，府学增加40人，州学增加30人，县学增加20人。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对学官和生员都订有严格的考核制度。按照明代朝廷的规定，四川行省境内应建府学8所，州学6所，府辖州学16所，县学111所，各级儒学33所，共174所。社学、义学、私塾也在城乡普遍建立。明成化至嘉靖年间为书院大兴时期，当时书院多为私人创办，多以名贤遗址建院。如北岩、紫岩、青莲、金华等著名书院便分别是程颐、张浚、李白、陈子昂4位名人住过、生活过、读过书的地力或故乡。明代四川共有书院99所，约占全国书院总数的8%。明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少数官僚反对私人讲学和学术自由，书院遭到查禁和毁弃。明代四川教育文化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人物，当推杨慎、来知德。杨慎所著《全蜀艺文志》为研究古代文化的必读。来知德提出“遏欲以存理”和“安百姓”的教育目的，主张学习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强的毅力，强调“领悟”“独立思考”“笃行”的学习方法，提出选择好教师是学习的一个重要问题等，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

清代的地方教育，基本沿袭明制，官办学校比明代有更大发展。从康熙开始便提倡官办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更下令各省建书院，使四川书院的发展达到高峰，而且成为官立的教育机构。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迄至乾、嘉年间四川有书院401所，其中建于清代的200所，建于明代以前，由清代重建、扩建的201所。对于府、州、县学和儒学，清代也沿袭下来，康熙还批准吏部根据四川巡抚贝和诺的奏折所作复议，每学增加教职1员，以支持地方办学。康熙年间，四川的府、州、县学增加到57所。清代科举承袭了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名公巨卿”科举出身方为正途，考试取四书五经命题，这就促进了儒学的发展。经过康熙、雍正、乾隆至嘉庆年间除极个别的边远县、厅外，省内12个府，41个州和直隶州，88个县、9个厅和直隶厅都建立了儒学，岁考和科举取进名额1，472名，廪生学额2，898名，增生学额2，956名，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科举奔波一生，学校教育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

清代四川的义学原为地方善举，以地方公款或个人捐资设立，教授贫家子弟，嘉庆、道光以后，由官府兴办的义学渐多，并鼓励民间自办。由于义学存在“设地不均”，“人地不宜”和教师责任心不强等种种原因，因此时兴时废，不如私塾以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不同程度的教学内容，不同标准的学费数额和严厉的管理方法而受到民众普遍支持，直到新式教育诞生，清廷明令废科举，兴学堂以后，私熟仍在民间存在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清王朝建立后，利用八旗制度的各省要冲之地派八旗兵驻守，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并建立八旗官学，教育八旗子弟学习满书、汉书及骑射。乾隆二年(1737年)四川副都统萨拉善开始在成都设学，集八旗子弟讲课文字，以马价余赀供给膏火。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川副都统钟保将八旗官学增为两所。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川将军特成额更令每旗选童子40人集中学习，设正副教习担任教学，贫困的生童按月发给膏火，特成额在暇时还亲临训迪。这种专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一直延续到清末。同治十年(1871年)，四川总督吴棠兼署将军时还创建少城书院供八旗子弟学习经史。驻成都的八旗每旗都设有义学一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后，这些八旗学校才分别改为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

鸦片战争前，四川在文化教育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一是李调元，二是彭端淑，三是刘沅。李调元一生著述宏富，诗文词曲、经典释注、金石考古、历史征战、文艺理论、气象图说、方言研究、民风民俗、山水纪胜、农耕技术、家规族训、民间轶闻等等，无不涉及，堪称巴蜀文坛的旷代奇才。彭端淑认为学习不仅能改变事业的难易，也能改变人的资质，强调学习要“立志”和“主观努力”，否定“天资决定论”。他由于治学严谨，为人谦和，在锦江书院工作数十年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扩大影响到四川。1875年在成都建成的尊经书院，学生由省内各府按比例在有秀才、贡生等资格的人员中选送，由书院按人品学问高下，择优录取。第一批学生100余人，就是在全省3万余名学生中选拔的。由于倡导通经致用，还聘名师任教，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加以良好的学习条件，尊经书院成了近代四川学术文化的中心，为改良主义思想在四川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不仅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近代经学大师廖平，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辛亥革命志士彭家珍，反孔非儒斗士吴虞，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都曾在尊经书院学习过。

尊经书院对新学的重视，迅速影响到全川，各地先后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1892年川东道黎庶昌设洋务学堂于重庆授西文西学，这是四川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在成都开创中西学堂。“分课华文、西文、算学”。1897～1898年川东副使又在重庆兴办中西学堂，江津、资州、遂宁、荣县等地也先后开设各种新式学堂。1901年9月14日清廷下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钦定章程)，1903年颁布“癸卯学制”(奏定章程)，确立了学校学制，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教育大纲规章，从此，由无系统的教育进入有系统的教育。1905年9月30日清王朝接受袁世凯、张之洞建议，下诏“停岁科考试专办学堂”，废除了相沿千余年科举取士制度，1901年到1911年10年间，四川各级兴办新式学堂形成了高潮。1902年遵旨以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1901年开办了川南泸州师范学堂，巴县丰盛小学堂。1902年永川达用学堂改办为中学堂。此后各种实业学堂，以及警务、武备、军医、体育、团练、财政、政法等专门学堂，专为女子开设的两等小学堂、师范学堂、职业学堂相继开办，赵尔丰在藏族和彝族部分县也开设了两等小学堂、师范学堂、蚕桑学堂、官话学堂。与此同时，社会教育也开始发端。相继设立各种社会教育机构，开办了半日学堂、补习学堂，设立农业、蚕桑、耕牛疾病防治等传习所，向农民传授实用技术，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招收年长失学者入学识字。全省迄至1911年根据提学使署纪录，共有男女学校11，224所，学生338，078人，男女教师15，291名，另有校长和督学7，600名。1903～1907年担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到任以后，便调派按察使冯熙和邛州知州方旭等干员主持和提调全省学务，完善新学规章制度，建立带有官方督学性质的学务调查所，对各地学务定期审核、派员巡查，奖优罚劣，督催各属兴学育才。与此同时，成立教育研究所、学务研究所、教育总会、教育官训练所等组织，宣传新的教育思想，发动群众关心、支持当地教育，为教育官员补充知识，对教育当局提出改革建议，为新学的发展开辟道路。锡良认为“蒙学为养正之基，当实行普及之”，“师范为扩张教育之本”，先后通令遍设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并注意发展中学堂和职业学堂，广设半日学堂，推广补习学堂。针对师资不足的矛盾，锡良除增办师范学堂，向日本和欧美派遣留学生培养本省教师外，还选聘外籍教师来川任教，同时积极改良私塾，通过培养，向塾师传授教育理论、教学方法，补习新学知识，使私塾成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启蒙教育场所。针对经费不足的困难，锡良提倡多种渠道筹集教育款项，鼓励督饬社会各方办学，对民间办学给予扶持帮助。锡良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川教育的发展。

在创办新学过程中，四川开始了派人出国留学和考察教育。1901年，总督奎俊奏派学生22名赴日本公学堂肄业，锡良继任四川总督后，又派了若干批公费、私费的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学习，其中以派赴日本的为最多。1903年派学生20人到日本学习“师范速成科”。1905年又派出若干批学生到外国各种实业学校学习。自费学者不下四、五百人，到1907年来去不下千人，约占全国派出留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学生回国后在成都设立了医学、商业、政法、铁路、矿务、蚕桑等各种专科学校，在重庆创办了各种新式中、小学堂数十所，对于四川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好影响。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以爱国为出发点，以革命为救国之途，是四川留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少留学生成为民主革命派的成员和孙中山的追随者。巴县的邹容便是突出的代表。邹容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宣传反清革命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成为当时“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步伸向内地，英、美、法诸国通过教会和传教士在四川各地开设了书院、学校。1890年前后法国主教徐德兴秘密在崇庆召开天主教第一次教会会议，决定教徒子女必须进教堂办的经言学校，并规定《易经》《诗经》为禁书，对其它经书仅采取容忍态度，教徒不送子女到经言学校学习者受罚。1891年基督教美以美会设求精中学于重庆，1894年基督教公益会办广益中学(初为广益书院)于巴县。1895年美以美会于重庆办启明小学，1896年天主教于重庆设公义书院。1898年法国杜昂聘天主教修士4人在成都开设普通教育学校。1900～1905年美国教士史德文在巴塘建教堂、医院和学校，天主教在川东、川南教区设法文学堂，训练翻译人员。1906年清廷训饬各级教育官署，凡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毋庸立案，四川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多。据统计，基督教在四川各地兴办的学校，1899年只有小学31所，学生807人，到1907年小学增到173所，学生3，316人，到1910年还正式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外国教会在四川各地开设的学校最著名的在成都有华美学堂、启化女学堂、华美中学堂、华美女学堂、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在重庆有求精中学、广益中学、启明小学、法文书院、美国女学堂、中西坤厚女学堂等。到1920年基督教在四川开办学校的数目仅次于福建、广东、山东三省。到1949年四川(含西康)基督教办有学校101所，其中大学1所，中学23所，小学41所，幼儿园28所，职业学校6所，盲哑学校1所，其它1所。外国教师在四川各类学校享有高薪，各种教学和生活条件优越，在校内讲授圣经，利用宗教活动(礼拜、团契、唱诗班等)向学生灌输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企图把学校办成培养治华代理人和中国教会领导骨干的重要场所。同时，它在提倡新的社会风气，改变陈规陋习，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一部分教会学校，严格的教育管理和较好的教学质量，也为国家和四川培养了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人才。

自1901年起清廷实行“新政”的十来年间，新学校的数量有很大发展。西方科学之风吹入四川，使久处内陆腹地的四川士子，接触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进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对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学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为四川培养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其中不少佼佼者担任学校的领导或从事教学工作。

三

1911年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的规定转发了《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止小学读经，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主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1911年11月27日，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3月4日，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发表《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政见书》，提出兴复学校等建议，3月11日成立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四川军政府和此后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些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育宗旨和改革教育的具体措施。最重要的一是改革教育行政组织。废除清提学使司，设学务科，后改科为教育分司，由分司改学务部，改教育司、教育科，几经变动，于1924年正式成立省教育厅，各县教育局也相继成立。二是变革各级各类学校。1912年以后，对前清的高等和中等专门学堂进行了接办和改办，对开办、维持各类中学办法进行了规划，参照部章拟定了省立中学、师范章程，将府州中学改为联立，后改共立，逐步开办省立中学并增设县立中学，允许私人筹资设置中学。1914年颁布《四川省小学教育奖励暂行章程》，以鼓励小学教育。通饬各属竭力改良私塾，以补助小学教育。对少数民族教育，从1913年到1919年先后批准和颁发三项办法，以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增设中、小学及女子学校，以利彝回族等族子弟入学。军事教育、社会教育和留学教育也有所发展。三是改革教学课程内容。1912年四川军政府令“前清小学教科书，凡有尊崇满清及不合共和宗旨等课分别订正”，中学及中等以上学校增加教育学科，以备师材，省教育司成立编译图书审查会，分管教科书编审事宜，改订发行了初等小学教科书，接着由民政长下令一律采用图书审查会及编局编审的教科书，初小使用修身、国文、算术、地理、白话国民读本新编本。9月转饬各级学校废止读经讲经，禁用满清会典律例等作为教科书。高初等学校加授缝纫课，高小改中国文为国文，中国史为本国史，格致改为理科，增设英语。又饬注意体操、音乐、图画、手工等科，1915年明定修身、国文、算术、体操为小学主要科目。四是改革管理制度。1912～1914年先后订发了高小以上学生住校日期表式，高初等小学划到簿规程，学籍记载条例，学生寄宿和进学规则，1919年颁发学生成绩(包括操行)考核办法及留级办法，并令学生佩戴帽章，讲堂授课一律改用操衣，以“便操作，资识别”。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腐败的封建专制主义糟粕逐步得到清除，为资产阶级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四川教育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尊孔复辟逆流和新文化运动：在袁世凯掀起了文化思想上的尊孔复古逆流的推动下，四川都督尹昌衡、胡景伊和当时学界名流曾学传、徐炯等也大力倡导尊孔复古。尹昌衡电请袁世凯命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曾学传发起组织孔教扶轮会，全川各地相继成立支会20余处，并于年底向国会请愿，要求将孔教立为国教，宋育仁在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鼓吹尊孔读经，拥护清帝复辟。影响所及，部分学校由旧科举时代人物把持，不遵用审订课本，不注意体育、手工、劳作等科，管理松驰，学风不良，教育大有江河日下之势。面对封建复古逆流，1915年全国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开展了反对复古教育的斗争，作为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反孔代表人物是吴虞。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成都县中学堂、官班法政学堂、外国语专门学校和国学专门学校任教习，著文痛斥君主和教主之专制为天下的“二大患”。在教学中注意结合新思想、新潮流、选讲“近人之文”，借题发挥，宣扬自己的新学说和反孔非儒以及反封建的主张。吴虞还主张改革教育，指出“国家之盛衰，关乎学校之兴废”，“今日欲改学风提倡教育，似当以校长有相当学术为第一要义。此又必留待学有完全之人而后学校有振兴之望。”吴虞点燃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火炬，沉重地打击了长期禁锢四川人民的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掀起的封建复辟逆流，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潮，使教育有了新的转机。四川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开展打下了思想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前后，王右木、吴玉章、恽代英、肖楚女、袁诗尧、张秀熟等先后在重庆、成都、泸县、万县等地，以学校为阵地，组织“新文化社”“四川青年社”“学行励进社、“学生联合会”“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研究会”，出版“新蜀报”“教育月刊”“人声周刊”“四川学生潮”等进步报刊帮助青少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并于1926年2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就是中共四川省委。二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早在1912年吴玉章、黄复生等便在成都发起四川留法俭学会，设留法预备学校于少城济川公学。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在法国成立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号召，赴法的青年学生人数日益增加。1917年蔡、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年先后在成都、重庆两地设立分会，成都于1918年后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两届招生350余人，其中赴法学生136人，陈毅是其中之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也于1919年招生，1920年邓希贤(邓小平)、周钦岳等80余人赴法。另外还有由省长直接保送的，自筹经费相约而去的，经重庆《商务日报》和重庆商会负责人取得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同意而去的，经北京法华教育会代办出国手续而去的为数更多，李劼人、何鲁之、聂荣臻、杨伯恺、赵世炎等于这一时期赴法勤工俭学。1918～1921年底，4年内四川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492人(女13人)，除去成渝两地留法预备学校的3批共210多人外，其余200多人都是通过其它渠道取得签证赴法留学的。据统计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1900人左右，四川约占三分之一，为最多的省。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不少人在国内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或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到法国是为了追求解放中国振兴中华的真理和新道路。他们在法国期间，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不仅在四川青年学生运动史上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卓越的革命家，他们不仅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骨干，而且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袖人物。

四川在护国、护法两次战争以后，在川的滇军、黔军、川军几大政治势力形成错综复杂纷争局面，进而形成了防区制。防区制对教育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大小军阀把持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以军阀们的意志为转移，县教育局长直接由驻军委派，学校校长由驻军指派或与驻军疏通后才能任命，以致校长变动频繁，教育经费由军阀划拨，应上解省的肉税普遍被偲扣挪用，省级教育经费全无保证，1925年刘湘主持召开四川军务善后会议，议定肉税独立，先于各省将肉税专充省级教育经费，但实际仍由驻军全收，被移作军费者有之，被挪作为当地教育经费有之，被征收人员握存不上解者也有之。全省肉税近200万元，在军阀混战最严重的时候，上解省的经费减至30万元，与实际需要相距天渊。各省立学校，每到开学都要向驻军请求拨款，以致一些学校形成经费何时拨来何时开学，何时用完何时停课的反常现象。中小学教师年薪一般多者100元，少者50元，加之收入缺乏保证，很难维持一家温饱。城市学校的许多教师被迫在若干学校兼课，增加收入，维持生活。教师疲于奔命，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对此，四川教育界从1920～1932年不断掀起争取教育行政独立和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影响最大的一是1922年中共党员王右木领导成都教职员学生，请求省议会议决拨肉税为教育专款，设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专管其事，即所谓“议学冲突”。二是1927年12月初，省立各校教职会议通电停止授课，各校校长也全体辞职，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事态发展到部分学生代表将教育厅长万克明拖出游行示众，持枪士兵抓捕学生，引发全市2，000余学生齐集军警团办事处，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万克明呈请去职的严重局面。军政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被迫将被捕学生由校长担保释放，另派向楚为教育厅代理厅长，同意各军交出冈税，教育经费彻底独立，修订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章程，增加学联选出的监察员2人。接收肉税的主要机关，在接收工作完成前，由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长按月垫支大洋5万元专供省城学校使用，以维持现状，教育厅也登报申明，经费按月发给，不欠分厘。但这一许诺，并未真正兑现。1929年4月省立各校教工又罢课索薪，并由教联会议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教育部，要求将肉税全部归还教育，9月省政府下令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撤销，工作交由教育厅包办，10月省政府商得各军同意，在肉税征收未统一前，教育经费每月拨付一次，每学期5次，拨足大洋4万元，指定银行、钱庄予以储存，按月拨付。1932年成都教职员联合会又连续数次发表宣言，要求教育经费独立。1935年川政统一，省政府确定四川各县肉税金额，全川教育经费实行统收统支和学校会计独立制度，以及四川教育经费独立4项办法。至此，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基本告一段落，防区制和军阀之间为争夺防区进行的战争，使教育受到严重摧残，但发展教育，提高民智，毕竟是广大人民群众冲破封建牢笼，渴求民主自由的需要，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倡导民主与科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教育内部经过民国初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确立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事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宗旨，公布了新学系统和各级各类学校法令，以吴玉章、张澜、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在长期进行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和学校领导工作中，提倡学术自由，重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支持新思潮，赞同新文化，鼓励学生进取向上，关心国家大事，研究历史发展，坚持社会进步和革命方向，以确定新的人生观。这些教育思想，对四川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之四川的地方教育经费还有中资捐、学产、特许费、春贴捐等多种固定渠道，而一些军阀在自己的防区内，也将教育列入施政纲领，规定一些发展奖励教育的办法，以收揽民心，扩大影响，博取地方势力的支持，刘湘、孙震、刘文辉、伍培英、杨森等人还支持、倡办、创办了重庆大学、树德中学、天府中学、建国中学、培英中学等学校，其它各地私立中小学中也有得到军人赞助或由军人直接创办的。因此，在军阀长期混战的困难条件下，四川教育仍有较大发展，教育的许多方面出现了新面貌，1934年与1911年比，中小学校数增加近1倍，学生人数增加4倍。

川政统一后，四川对防区制时代各自为政的教育进行了整理。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严格选用教育行政人员，厉行考绩，健全教育行政组织，对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分别进行整理改进，对组织不符规定，课程不依标准，用人不问资历，用书不经审定，教导方法不尽合理者均督促改善，并改办、增办了一批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对小学教师进行资格检定，检定合格人员有优先受聘的权利；重订了四川教育经费保障办法，改善会计制度，实行统收统支，教育经费独立。与此同时，从蒋介石集团势力进入四川起，也强化了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在中学厉行军事和童军训练，各校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分会，培训骨干，为以后的学校建立“三青团”打下了基础。学校开设党义课(以后改为公民课)，不及格者不能升学。建立校长、训育主任、公民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由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充任，以加强统治。在各级学校中还厉行清共、反共，严禁学生集会结社、宣传革命和进步主张，在校内清查共产党员，逮捕进步学生，查扣进步书刊，举办反共宣传周，检查师生员工来往信件和日记作文、规定学校师生填报不参加共产党活动的保结，不得有违反规定的“反动行为”。违者一经查确，均按国民党中央规定的“反革命”治罪法治罪。学校处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中。

1932年12月～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陕南建立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川陕苏区。川陕苏区发展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型的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中小学教育。

根据《苏维埃宪法大纲》提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大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的方针，川陕苏区的各级教育都是免费的，苏维埃政府中设立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文化教育工作。文委会下设学校教育局。县、区苏维埃设文教委员。乡、村教育由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分管，层层负责，使川陕苏区的文化教育在紧张、激烈的武装斗争情况下得到了发展。

为适应根据地不断扩大对干部的需要，川陕苏区的干部教育居于突出的地位。除通过夜校、读报组、支部生活对党、政、军在职干部进行不脱产的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外，于1933年7月前后，红四方面军恢复了培养军队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兴办了红军高级军事学校(后改为红军大学)。为培养地方党、政干部，川陕省委、省府于1933年2月开办了省委党校，党校开设了革命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军事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课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也于1933年夏将医护人员训练班扩建为红色卫生学校。为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川、陕苏维埃政府举办了农、医、师、经济、军事等训练班。此外，在通江、巴中县各开办了一所培养地方基层干部的苏维埃学校。中共各县委办有党员训练班和流动训练班。

各县共青团、妇联也办了团干部训练班和妇女干部训练班。川陕苏区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到处都办有工余学校、农民学校、农民夜校，对不能脱产学习的广大工农和不能进校学习的部分青少年进行政治、文化、军事教育。针对90%以上的工农是文盲的实际，社会教育以识字为主，村村办有识字班，逢场天还在路旁设识字岗，教工农识字。各县、区、乡普遍建立了红场、阅报室、俱乐部，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法令，开展文娱活动，使群众在活动中受到革命教育。

川、陕苏区的中、小学教育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中学有办在通江的工农中学1所。小学(包括高级列宁学校、列宁学校、贫民学校)按行政区划分层设置。一般各县成立高级列宁学校，各区、乡成立列宁小学。有的村设立读书班与识字班。高级列宁学校和恩阳列宁模范学校相当于高级小学；列宁小学和贫民学校相当初级小学。列宁学校一律实行政治化(坚持政治学习)、军事化(坚持军事训练)、生产化(参加劳动)。有的学校从红军人川办起，直到红军撤走，有的学校因战争关系只办了很短时间便停办。川、陕苏区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重视教育和发展教育的指导思想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大片国土沦陷，1938年国民政府迁川，以后定重庆为陪都，以四川为抗日复兴根据地。沦陷区的大批大专院校和中学迁来四川。从1937～1944年先后迁川的大专院校48所，迁川中学30多所。内迁的大专院校，各有其严谨的治学精神，不断进取的学术风尚和御强敌、争民主的政治空气。不少全国知名的学者、教授、作家如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张伯苓、陈望道、周谷城、吕振羽、余上沅、曹禺、洪深、王星拱、朱光潜、张志让、周鲠生、叶圣陶等，在这些学校任教，或来川办学、讲学，举办各种形式的补习学校，民众夜校、短期培训班，在当地举办附中，或在当地中小学任课，从事其他社会活动。黄炎培、陶行知和晏阳初根据他们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和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创办学校，开展实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迁重庆的复旦大学、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迁乐山的武汉大学、迁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迁江安的戏剧专科学校等院校不仅保持了学校的校风，而且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对提高四川中、小学教育质量，推动四川教育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39年6月～1946年1月四川教育厅在郭有守任厅长时期制定了“本政教配合的原则，实行计划教育，注重积极指导，力避消极批评，各类教育事业，力求日新不息，逐步迈进。健全人事制度，增筹教育经费，提高员工待遇，充分发挥教育功能，继续扩充与发展教育事业，一切教育设施务期收到实际效果”的施政方针，采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举措。

(一)对各类教育事业提出了要求

高等教育着重培养急需的人才，省内大专学校，战前为4所(川大、华大、重大、教育学院)，省立教育学院，原以培训乡村建设人才为宗旨。1939年省政府颁发调整办法，侧重培养各级师资及本省教育行政人员。1941年4月将省立戏剧音乐学校和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改组为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后改为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3年2月，成立省立会计专科学校。1943年8月，重庆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后，增设了商学院、教育学院，并扩充了科系。将附设的体育专科，迁到成都成立体育专科学校，另外，川康农工学院，亦于1940年在成都成立。至此，本省大专院校增加到8所。在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方面也提出了发展计划，1939年，省政府研究确定各个行政督察区设省立高中1所，各市、县至少设县立初中1所，边区贫脊县视需要酌设省立区中学1所或2所。师范亦按行政区划，分16个师范学校区，除已有11所省立、联立师范外，其余5个行政区都在1940年设立省立师范1所。职业教育，根据全省农业、物产、交通、文化及已设和拟设各科职校分布情况，划分全省为成都、重庆、万县、宜宾、南充5个职校中心区，使全省职教平衡发展。经过8年时间，中等教育质量改进，数量有显著增多。1937年全省中等学校仅有267所，1945年为671所增加2．5倍，在校学生由73，529人增至247，747人。初等教育方面，国民政府曾于1935年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四川省成立了义务教育委员会，公布了一年制短期义务教育实施纲要，筹集经费65万元(中央补助13万，省拨26万，县筹26万)，着手开展工作，但成效不大。至1940年义务教育计划被国民教育计划所代替。国民教育人员均参加乡镇保地方自治机构，以期管教养卫结合，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到1943年止，实施计划大体完成。1937年全省小学20，138所，学生1，839，616人，1945年增为52，711所，学生增为3，824，743人，入学儿童占80%。民族教育方面，当时将第5、第16两个行政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松潘、理番(今理县)、茂县、汶川、懋功(今小金县)、靖化(今金川县)等10县的60多万人口，列为推行边区教育范围；1937年以后，各县都陆续成立边民小学，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同时采取由省组织巡回施教队，协助边区各县推行国民教育，帮助边区培训师资，对22所边远小学，每所由省补助开办费1万元，并特拨奖助金10万元，专作奖助边生升入内地中等学校之用。对于社会教育，在国民体育、电化、卫生、艺术、补习等方面的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调整和健全教育行政机构

省教育厅设一、二、三、四科及督学、会计、统计、考检、秘书、人事等6室和15个委员会统管全省教育、国民体育、卫生教育、文献、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在县级教育行政机构方面，1937年各县已实行撤局并科，所有县地方教育行政均归县政府第三科办理。三科除办教育行政外，并主持全县建设事宜。1939年省政府以教育、建设统一设科任务过重为由，乃实行教建分科，在不专设建设科的县，其主管事项并入教育科办理。截至1945年，单独设教育科的县达124县(局)，教建合设者19县(局)。

(三)在调整健全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除省督学外，增设地方视导员

视导网划为三级，省视导区以行政督察区为范围；县市督导区以县市区域为范围，每县设视导主任一人；乡镇辅导区以乡镇域为范围，每个辅导区设视导员一人。同时实行省督学驻区办法，各级视导人员各负其责，力避视而不导，导而不行之弊。1938年全省共有视导人员350人，1944年增为575人。除视导网外，从1941年起又分别组织省、县国民教育巡回辅导团，共建省团3个，县市团127个。1940年起分别制订了各类学校视导标准，并实行分科督导，以期改进各科教学。

(四)慎重校长任免

非专攻教育，一般不得任用，一经任用，若无大过，一般不轻易调动，同时实施教师鉴定和中学生毕业会考，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五)增筹教育经费

全省教育经费实行分级筹集，省办教育事业，以中等教育为主，县市教育事业以国民教育为主。抗日期间，省级教育经费支出，占省级经费支出的比例，由1933年4．78%，增至1945年21．42%；县教育经费支出，占县级经费支出的比例，有3个年份占30％以上，5个年份占31%～33%。但因教育事业特别是国民教育发展较快，经费虽年有增加，仍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大、中学纷纷复员，四川有大学4所(川大、重大、华大、成华)，学院4所(省教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川康农工学院、乡村建设学院)，专科6所(中央工专、自贡工专、中央技专、省会专、省艺专、省体专)，立案手续不完备的学院两所(川北农工学院、辅成学院)共16所。以后又成立了朝阳学院、正阳学院、相辉学院、求精商学院、勉仁学院、南林学院、群治学院、白屋文学院、成都理学院、长江文学院、大川学院、西南学院等一批私立学校。在此期间，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没有发展，教师不仅社会地位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生活艰困，而且职业毫无保障。特别是每年寒暑的“六腊战争”(“六”，农历6月，学校暑假期间；“腊”，农历12月，学校寒假期间。在两个假期间，教师为争取聘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伤神费力，对教育事业流毒无穷。随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经济凋蔽，教育处境艰难，1949年中小学教育规模逐渐缩小，至解放前夕，中小学在校学生下降到148．9万人，只相当于1945年的36．96%。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四川教育战线充满着光明与黑暗，抗日与投降，进步与倒退，民主与反动，团结与分裂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一方面是随着国民政府迁川，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对学校的法西斯统治，在大中学校中，普遍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组织。1938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任团长。成都市于1938年11月成立了区团部筹备处，1939年春，先在各大学建立直属分团。同时，蒋介石将四川境内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主任447人召到重庆听训，并特许入党入团。1940年，一般中学也建立了三青团组织，采取强迫集体宣誓入团的手续发展三青团。同年2月，蒋介石通电全国大中小学校长，要求一致接受三民主义，发扬民族固有道德，注重训育，规定礼义廉耻为共同校训，宣布以党员守则为青年守则，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信条。省政府随即训令“以中小学教职员推行三民主义责任重大，一律令其加入国民党。”省教育厅也密令各校，不得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师，并对所谓思想不纯，内定解聘的教师，开具黑名单。规定高中以上新生入学训练实施纲要，训期两周，期满进行效忠国民党蒋介石的宣誓。同时，通过“党义”“公民”等课程，以及“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各级学校建立训导制度，军训、童军生活管理制度，派遣职业特务充当教师、职员和学生。四川省政府和教育厅不断向各级学校发布指示、指令，如“整顿学风、端正思想大纲”“防止反动分子在校活动办法”“防止奸伪诱骗青年参加解放区工作对策”等等，严密控制学校师生的思想言行。在学校的国民党党团组织骨干和特务，更是横行不法，压制甚至欧打、逮捕和血腥镇压进步师生。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胜利”口号的号召下，四川教育界热烈响应，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民族先锋队，川大抗敌救国团等纷纷成立。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省各地学校特别是成渝两市的大、中学校，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地下党团组织，建立“民主青年联合会”“民主青年协会”等外围革命组织，团结广大师生，针对国民党的卖国投降和法西斯暴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四川教育界的进步活动主要是建立抗日组织、出版抗战刊物、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组织读书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举行义卖，向前线战士捐款捐物，鼓舞抗日战士斗志，组织战地工作团，赴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大批青年学生，还直接参军或北上延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直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从全面抗日开始，到1937年底，5个月时间，全省有240余所中等学校成立了防护团，从事训练演习，并指导民众防空。各校普遍成立抗敌后援会支会，开展宣传、慰劳募集工作，并有1，500余人报考中央军校，1，500余人报考航空照测队，700余人报考飞行队，情绪热烈。政府当局在教育界和学校师生强烈要求下，四川省务会议于1937年12月6日，通过实施战时教育，增加学校抗战课业，减少普通科目，改授战时特殊学科，改善各科教学内容，除遵照课程标准外，强调注意民族意识之唤起，抗战精神之发扬，抗战自卫等应用知识技能之养成，同时，加紧教职员抗战工作的研究训练，学生战时勤务组织训练，利用寒假，对中学生进行在校训练，成渝两市即训练16，000余人。四川省教育厅也在1938年，把厉行抗战教育列入工作计划，以期在中等以上学校，发扬抗战精神，锻炼青年身手，训练抗战技能，对全省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到一定作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四川各地学校师生，纷纷举行集会，反对汪精卫卖国投降，声援报社工人反汪罢工。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当局借口“共党煽动”，实行高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学生运动一时沉寂。尔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党组织逐步恢复，学生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在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以成渝两市为主的大、中学校也积极参与揭露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同时，组织“宪政促进会”，举行“宪政座谈会”“国事座谈会”，要求国民党结束独裁统治，成立联合政府的活动。

1944年10月，成都市立女中发生风潮，警察局长方超派武装包围学校，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40余人。11月11日“民协”组织各校学生，声援市女中，并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惩办方超及市长余中英。省主席张群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同意学生的要求，斗争取得初步胜利，鼓舞了学生斗志，斗争中也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使“民协”和进步学生队伍得到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依靠美国军事援助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武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针对国民党倒行逆施，四川和全国一样，以学生群众为先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重庆教育文化界联合进步人士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各校师生积极参加“反内战签名运动”。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制造了“校场口事件”，7月，又在昆明制造了“李闻血案”。四川各地学校广大师生表示无比愤怒，举行追悼会，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声援昆明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要求公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凶首。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事件，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谴责美军暴行，要求美军全部撤走。随着全面内战的持续，国民党军费猛增，法币贬值，物价飞涨，靠工资收入和助学金维持生活的教职员工、学生，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重庆、成都、开县、合川、江津、巴县、巴中等地教师，先后罢教，要求增薪。

1947年，南京、北平成千上万名学生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重庆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1948年3月下旬，成都中共地下党组织传达了全国学生运动总结报告，确定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当时，正值春荒，成都米价每石月初322万元，到月底涨为550万元，许多学校伙食团停伙，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向国民党政府要平价米的斗争。继而蒋介石派遣王陵基取代邓锡侯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党组织及时的把要求平价米的斗争，发展为“留邓反王”的政治斗争。4月9日，以四川大学学生为先导的数千大、中学生游行队伍，前往省政府请愿，王陵基实行武装镇压，当场打伤刺伤一批学生，并拘捕学生13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事件发生后，成都市各校学生成立后援会，实行总罢课，营救被捕学生，在强大压力下，王陵基被迫于4月20日陆续全部释放了被捕学生。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改用金圆券，但人民群众对新币毫无信心。不到半年时间，油、盐、柴、米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上涨幅度达750倍到1，125倍，而教师工资仅增加35倍。成渝两市教师，不断采取集体请假办法，要求增薪，终因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已濒临崩溃而毫无结果。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不断增印大钞，物价猛涨，自由市场的银元与金圆券的兑换价，高达每元70亿元的天文数字。金圆券彻底崩溃，又改发银圆券，这时蒋介石王朝即将覆亡，银圆券形同废纸。广大教职工除每月的平价米外，几乎没有现金收入可言，大量学校被迫停课，教师生活陷于绝境。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的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育事业在改革、整顿中稳步发展(1950～1957年)

1949年底四川省共有高等学校37所，在校学生14，050人，专任教师1，778人，高中197所，在校学生2．8万人，专任教师1，671人；初中272所，在校生7．1万人，专任教师6，225人；小学24，487所，在校生139万人，专任教师5．7万人；中等师范学校50所，在校生9，094人，专任教师576人。如何接管和改造旧有学校，把这些学校转变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学校，是一个极其繁重的任务。

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布告》，宣布“保护一切公私立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单位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向所辖各省、市、区人民政府发布了“保护学校的通告”，本着“维持现状，继续开学”和“宁慢勿乱，稳步前进”的方针，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接办了公办学校，接收、改造了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对公立学校进行调整；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予以经费补贴；对私立学校给予积极支持。委派干部到学校中担任领导工作，在学校中建立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取消对学生的法西斯训导制度和管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的教导合一原则，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取消各级学校中的反动课程，逐步废除旧教材，采取新教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政治理论、时事政策教育。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愿意留用的教师实行留用，并救济失业教师和失学学生。封闭极端反动的学校，解散学校中的反动党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师生参加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使广大师生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重大政治运动中受到教育和提高。在此期间，为了对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分清敌我，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从1952年起，各省区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集中对各级学校教师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至1954年4月，全省经过集中进行思想改造的中学教师1．3万余人，占当年中学教师总数的96．9%。经过集中学习和召开小学教师代表会的形式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小学教职员3．5万余人，占小学教职员总数的23．7%。以后，小学教师代表会改由县或分县联合召开，继续完成小学教师思想改造任务。

为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他们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教育部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各省、市、区认真贯彻实行教育为工农开门的方针，提高工农子女在在校生总数中的比例，放宽了招收工农子女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尺度。对经济困难的工农子女，从人民助学金中给予照顾。成绩较差者，学校教师尽量设法给予补习、指导。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还规定提高各级学校享受人民助学金人数的比例和人民助学金的标准，大大方便了工农子弟入学。到1952年，中学在校学生中工农子女的比例由1950年的12．4%上升到33%。

与此同时，还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文化补习学校，开展工农业余文化教育。1951年10月，川南行署发出《关于试办工农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并制定了《川南区工农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据1952年统计，由冬学转为常年民校(班)的达2．8万所，学员33万余人。为适应国家需要，根据中央关于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方针，从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对四川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保留四川大学一所综合大学；充实、改建和新建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共16所院校。

1950年4月，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创办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2年过渡为正规的西南人民大学)，建立了财政、经济计划、工厂管理、贸易、俄文、政法、政治教育等7个系，还设立了财政、会计两个专修科及工程管理班、司法干部训练班，学生总人数达4，367人。1953年9月该校及川北、成都、川南、云南、西康、贵阳分校相继停办，共培养各类人才近10万余人。

1953～1957年全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川教育事业经过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大中小学招生纳入国家计划，使教育事业得以按比例、有计划发展。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小学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依托农业社兴办了一批民办小学。中学除扩大原有学校规模外，在城乡新建了一批高完中和初中。1957年与1952年相比，普教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持续增长，年平均达到22．7%。每生年平均教育经费也逐步增加，小学每生由8．8元增至9．9元，中学每生由78．7元增至89．8元。师资得到相应补充，平均每班教师数，小学由1．05人增至1．2人；中学由1．96人增至2人。学龄儿童入学率由39．7%提高到52．8%。在校学生，小学增加23．1%，中学增加1．3倍。民办教育事业也有了发展，1957年民办小学在校学生数占四川全省小学生总数的16．3%。1955～1956年又相继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勘探学院等6所院校，四川高等学校增加到22所。

在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注意了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1953年四川省第三次教育行政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改进小学和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提出了办好重点中学、师范的方案。1954年全省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着重研究了教育如何为总路线服务的问题。同年6月省人民政府转发了省教育厅《关于贯彻执行〈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的意见》。1955年1月省委根据政务院《改造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指示》，强调做好教学工作，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干部必须面向教学，领导教学，学校的一切组织必须围绕教学工作去进行”，并指出“做好教学工作的关键在教师，要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不断提高教师政治业务水平，建立教师业务学习的进修制度”。这些《指示》促进各级党委普遍加强了对学校领导干部的配备和培训工作，提高了教师队伍质量。据1955年统计，全省被调训的中小学、师范学校校长、县(市)文教科长、科员达684名，轮训小学教师达8，777名，培训高、初中教师1，000名，并在成都、重庆、雅安、内江等开办了教师进修学校。通过这些工作和学校领导深入教学，教师热心钻研教学大纲、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对学生普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培养，这就为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此期间，四川省教育厅长张秀熟，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既抓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又抓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转变，在重视赞扬教师作用的同时，强调教师既要“教书”，又要教人，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张秀熟的教育思想和深入踏实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在教育界特别是在广大教师中有重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川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同全国一样，是与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结合进行的。在教学领域中，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都参照了苏联教育工作的一套办法。1953年前后，苏联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普遍在学校中运用。1955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执行了高教部根据苏联最新教学计划制订和修订的五年制统一教学计划和四年制统一教学计划。1956～1957年间，四川省贯彻执行高教部《中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苏联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直接联系的暂行规定》，加强了与苏联及东欧各国高等学校之间的联系，组织召开了学习经验交流会、座谈会、报告会，推广苏联的教育经验。

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对于肃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思想的影响和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改进课堂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学习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脱离我国实际，生搬硬套和一刀切的毛病，对四川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1956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第7次宣传工作会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防止教条主义”后，一些不切实际的偏向逐步得到纠正。正当四川的教育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时，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在中小学、师范学校中有1．3万余名教师、学校干部，在高等学校中有3，100余名教职工被错误定为右派分子，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教育事业在曲折中前进(1958年～1965年)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驱动下，“高指标”“浮夸风”也在教育界泛滥。四川省教育事业在“反掉保守思想”和“大跃进”“大改革”的口号下，大、中、小学齐头并进大发展。高等学校仅1958年就新增40所。1960年又发展一大批，使四川高等学校由1957年22所发展到73所。同年，小学在校生净增286万人，由1957年的648万人发展到934万人，增长44．2%；中学在校净增44万人，发展到94万人，增长88．5%。从而带来师资数量不足，素质下降和学校各项设施、装备紧张的严重情况。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大幅度减少，小学由9．9元减至6．1元，中学由89．8元，减至42．6元。四川省国拨教育经费比上年减少1，300万元，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23．9%下降为9%。教育事业超常发展，与教育经费减少，办学条件跟不上所形成的尖锐矛盾，迫使四川省从1960年起，对教育事业采取一系列压缩和调整措施。1961年，高等学校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全省高校由原73所压缩为28所。直至1964年为适应三线建设需要，教育部决定唐山铁道学院迁峨眉，改名西南交通大学。1965年，清华大学在绵阳建立分校，上海化工学院在自贡设分院，至此，四川具有相当规模的高校达32所，全省高教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小学采取清理超龄生、停办农村民办小学以及对农业中学、简易师范、部分县城和县城以下中等学校暂时停课等办法，进行大收缩。到1962年，小学在校生压减了39．9%，几乎降到1952年的水平；中学压减了47．8%，低于1957年的水平。此后，全省按照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四川省普通教育事业调整安排和今后意见的请求报告》，对全省中小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布局进行了安排，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使普教事业得以恢复和稳步发展。到1966年，小学在校生达到1，098万人，比1957年增长69．5%；中学在校生达到104万人，比1957年增长1．1倍。

教育事业的大起大落是伴随着“教育革命”进行的。1958～1960年四川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批示》，即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精神，开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领导教育、管理学校，在教师中开展“红专大辩论”，“反右倾”“拔白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等活动。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仅中小学、师范、中专校被开除的教师667人，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全省又有674名中小学教师被开除，严重违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伤害了一批熟悉教学业务的干部和教师。加之组织师生参加大炼钢铁和随意调动师生突击秋收秋种等社会活动，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下降。当时的四川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曹振之曾经反对学校师生劳动过多，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希望能得到纠正，以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可惜，曹振之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和支持，反而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从1959年冬至1961年上半年，继而掀起“保高三”的突击运动，大搞加班加点，题海战术，统考频繁，评比不断。这不仅影响了毕业班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削弱了其他年级的教学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教育革命”的出发点是想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但运动的发展违背了这一初衷。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教育规律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不顾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要求，使教育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但有一些学校也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高等学校在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实践中，完成了一些对发展生产有直接效益的科研项目，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大、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创办职业学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实践，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开辟了道路。

为了纠正“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195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委发出了《关于目前教育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要防止过多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对全日制中小学的教学和劳动时间安排及管理办法作了明确规定。1959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宣传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数、理、化基础学科教学质量，建立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1961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第12次宣传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学校要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会后，中共四川省委制发了《关于当前全日制中学(师范)工作意见(简称“十三条”)》，要求各校以坚持教学为主的原则，合理安排教学和生产劳动，采取“四固定”(教学、课程、教师、教时固定)和“四认真”(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和辅导学生)等措施，从而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纠正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左”的作法，1962年，在四川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副省长康乃尔还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鞠躬致敬，赔礼道歉，叮嘱到会的教育部门干部和学校领导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要当刘邦、项羽派”。会后，四川省各级学校对过去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干部和师生，进行了甄别，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1年6月和1963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批准教育部制定的《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小学四十条》)在全国各地试行。1963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指示》。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四川全省确定了122所中学(占中学校数的12．2%)，873所小学(占小学校数的9．9%)作为首先试行《条例》的学校。与此同时，中、小学在学制改革和教学改革实验方面，也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缺乏经验，工作中也有过失误，在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进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使全省教育事业又得到健康发展。17年中，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人才；造就了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基本上能够适应教学要求的教师队伍；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教育事业在曲折中前进，为后来全省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65年，全省高等学校达32所，在校本专科生45，724人，研究生68人，专任教师9，474人；中师68所，在校生2．41万人，专任教师1，563人；高完中307所，在校生10．38万人，专任教师5，964人；初中1，200所，在校生63万人，专任教师2．94万人，小学14．86万所，在校生1，098万人，专任教师31．51万人，比1952年成倍甚至数倍增长。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1966～1976年)

1966年夏秋，文化大革命相继在各级各类学校展开，揪“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搞“革命大串联”“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大乱。1967年1月，造反派开始夺权，大批学校领导和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陷于瘫痪。接踵而来的是闹派性，搞武斗，学校首当其冲，不少学校成为武斗的据点。校舍、设备被毁，图书、仪器被劫，损失十分惨重。1968年9月，工宣队和贫中下农宣传队相继进驻学校，“占领阵地，掌握领导权”，开展斗、批、改，正常的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教育被取消。1968年11月，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给《人民日报》写信建议“所有农村村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四川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1969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37期简报，提出将农村公办学校教师下放到大队，参加当年大春分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一部分农村小学教师陷于更大的困境，后因遭到各地教师和干部强烈反对而被迫中止。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两个基本估计”，即：教育部门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一步掀起了批判“教育黑线专政”的恶浪。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干部被诬为“走资派”和“犯走资派错误”，大多数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级“臭老九”，不少专家，教授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判斗争，有的致残致死。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省有31，193名中小学、师范学校干部、教师和4，500余名高等学校教职工被立案审查，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中小学、师范校干部、教师有1，822人，被开除公职的4，866人，被迫害致死的高等学校教职工182人。大中小学教师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诬陷、迫害，而且长期下乡下厂，到“五七干校”劳动，不少人被剥夺了教学、科研权利。1973年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又制造一系列以教师为敌的所谓典型事件，煽动学生“反潮流”“反教师”，在全川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特别是1974年“四人帮”炮制“马振扶公社事件”后，四川各地又掀起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和抓“本地马振扶公社事件”的运动。在15个地、市清理了所谓类似马振扶公社事件39起，其中，判刑6人，开除留用4人，给予党纪或行政处分19人，批判或通报批评10人，使教师再次蒙冤受屈。

在此期间，中共四川省委也在1971年9～10月，召开了有市、地、州、县党委、教育部门领导和大专院校工宣队、军宣队、校系负责人等共1，288人参加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以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认真落实“五七指示”、大力普及五年小学教育和对大专院校的管理体制、布局、所数进行调整。大专院校由原来33所，调整为23所。会议以“两个估计”的口径形成了《关于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意见》，于次年5月以中共四川省委的名义批发执行。

“文化大革命”使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一次受到严重挫折。高等学校从“文革”当年开始停止了本、专科的招生工作，同时对一部分院校进行了撤、并、迁，学校数量减少，规模缩小。1971年以后，四川部分高等学校以“志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查”的方式陆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改为2～3年。“文革”期间，全省高等学校仅招收专科学生56，804人，只相当于“文革”前10年招生的42%，为国家少培养各类本、专科生约70，000人以上。中等专业学校大批被撤销或改为工厂、农场，学校数量减少近一半，专任教师和在校生人数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小学教育也呈缩减趋势。各类学校发展比例严重失调。1971年与1965年比，小学在校生数减少21．5%，初中在校生人数增加2．3倍，高中减少50%，师范招生大幅度减少，成人业余教育基本停顿。由于批判刘少奇倡导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致使半工(农)半读的职业学校和农业中学都停办或改办成普通中学，中学教育又回到结构单一的旧局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对17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使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校，成为红卫兵的总指挥部和大本营，不少学生受“左”的思想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想恶性膨胀，参与武斗，搞打、砸、抢，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各级学校在复课闹革命后，又大搞“开门办学”，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致使“读书无用”的思想滋生蔓延，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广大中小学生文化知识水平急剧下降。高等学校虽然从1971年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但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同时又受到“评法批儒”“开门办学”、学“朝农经验”、批“黑线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的频繁冲击，很难学到需要的知识。各级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大下降，严重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条战线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形成人才断层，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1972年以后，在广大群众要求子女上中、小学读书的情况下，又出现中、小学齐头并进的趋势，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达到1，507万人，中学生达到401万人，大大超过同期全国恢复和发展的速度，使经费缺口增大，合格教师严重不足，民办和代课教师增多，办学条件不适应事业发展需要更加突出，给以后教育事业的调整安排带来很大困难。

(四)拨乱反正，教育事业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健康发展(1977～1990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全省教育战线广泛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特别是1977年4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年5月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清理“左”倾错误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决策，对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78年6月14日～7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联系四川实际，集中批判了“两个估计”，并就整顿四川教育，加强各级党委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以及教育事业的规划纲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四川教育战线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改正错划右派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据1988年统计，在“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省教育战线被立案审查、批斗、处理的教职工基本上得到纠正和落实政策，补发了在“文化革命”中被扣发的工资。与此同时，对“文革”前因“思想政治问题”被精简的大、中专毕业的教师，公办转民办的教师和被错误处理出校的中专生，也进行了考核、平反，并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录用和“民转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省教育局于1979年4月、8月和1980年1月先后3次召开了市、地、州教育局长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普教战线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并就合理调整各类学校发展比例，普及小学教育，重新试行中小学条例，办好重点中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有计划地改善办学条件，开展工农业余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1980年4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省教育局更名为省教育厅。1980年11月，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学习中央书记处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就办好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小学教师；办好重点中、小学；普及小学教育；对中等教育结构等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次指出普教战线的任务和指导原则是：“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办好重点，带动一般，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并强调必须“切实抓好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加快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步伐”，“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坚决排除各种干扰，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1983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教育的报告》，要求正确处理农业和教育两个战略重点的关系，把农村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农村发展规划，以迅速改变农村学校落后的现状。1983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又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有紧迫感、责任感，真正把教育摆上战略重点的地位，象抓能源、交通、经济工作那样，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抓好教育工作，努力开创普通教育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四川普教战线的重点是，端正办学思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偏向，加强学校思想教育，对学生进行正确导向，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积极开展勤工俭学，全面推进教育方针的贯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加强和改革农村教育指示，省教育厅于1983年7月在合江召开了有市、地、州教育局长参加的农村职(农)业中学经验交流会，就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农)业中学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办学形式、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好经费、专业课教师、教材、实习场地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交流了经验，同时制订了职(农)业教育的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针对全省中、小学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素质不高，民办教师比重过大的情况，及时地加强了合格新师资的培养补充和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从1980年到1982年通过社会公开招收、民转公、录用普通大专学校社来社去毕业生和从原来的公办转民办以及代课教师中择优录用等方式，补充中、小学教师15，857名。此外，从1979年开始，还逐年招收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到中师就读(每年3，000名左右)，毕业后转为公办教师。1981年根据省政府的规定对民办教师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不合格的予以辞退。针对侮辱殴打教师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中共四川省委于1981年、1983年两次发出关于制止侮辱殴打教师的文件，并派员分赴各地督促检查，严肃处理发生的事件，情况严重的绳之以法。与此同时，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局(厅)于1978年、1982年、1983年连续就加强教师管理发出文件，对教师的分级管理、调动、分配、派遣等工作作了规定，强调保障教师队伍稳定，制止和纠正任意抽调教师和学校干部去搞其他工作，保证师范毕业生分配到学校，不准层层截留，杜绝不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在此期间，四川省还先后在中、小学开展了评选“特级教师”“省模范班主任”、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以及中、小学优秀政工干部等活动，向全国推荐表彰了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并按照中央部署多次调整了教师的工资待遇，老、少、山、边、穷地区工作的教师待遇还得到更多的照顾。经过几年工作，中、小学教师队伍得到补充和加强，结构开始改善，教师队伍趋于稳定，调动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对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风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针对中小学校舍破烂，危房比重很大的情况，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从1980年起连续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实行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1980规定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比例用于教育事业，由省、地、县分级负责，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1981年规定从农业税附加的15%～20%用于教育和“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以25%用于文教，主要用于教育；1982年规定城市维护费和工商税附加以10%比例用于教育，每年地方财政机动财力用于发展生产和教育事业，1983年制定《关于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试行办法》和《关于厂矿、企业办学经费问题的试行办法》。在此期间，四川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出现了一些集资办学的先进典型。省政府也从1984年起每年增拨2，000万元，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全省范围掀起集资办学热潮。1983～1985年3月集资5．9亿元，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建资金增长13．6%，对改善城乡办学条件起到重要作用。“六五”期间，全省普教系统校舍面积净增1，400万平方米，危房面积比重由13．7%降到6．9%，“黑房子”“土台子”“四穿教室”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经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1980～1985年教育事业稳步发展。1985年在占全省人口53％的85个县(市、区)经过验收合格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据1983年95所重点中学统计，在校生的及格率由1982年的53．3%上升到56．4%，优生率由18．9%上升到27．5%，差生率由21%下降到17．4%。到1986年，全省初中在校生年巩固率由1983年的87．7%提高到94．1%，毕业生各科平均及格率由1983年的46．2%提高到53．4%，3年共评选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15万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职业中学从无到有，由少到多，1985年职业高中达411所，职高招生人数占两类高中招生数的23．5%，社会上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开始转变。农民文化技术教育开始形成热潮。“六五”期间，全省中、小学共补充大专毕业生1．98万人，中专毕业生9．06万人，培训在职教师9万余人次。调整了部分教学困难大的人员。民办教师比重下降，小学由55．8%下降到47．2%，中学由22．3%下降到10．6%；教师学历达标比重稳步提高，小学由45．3%上升到60．9%，初中由11．6%上升为22．8%，高中由45．7%上升为47．8%。这就为“七五”期间普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川高等学校与全国一样，1977年后，恢复了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和培养研究生制度，同时全面整顿教学秩序，建立健全各种教学组织和规章制度，编写教材和教学大纲，加紧校舍、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全省高等教育在拨乱反正中逐步走上正轨。高等学校在整顿领导班子，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8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了省高教局党组《关于大专院校学生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处分的复查处理意见》。同年9月，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党组向全国各省转发了这个文件。1983年2月起，全省49所高等学校进行了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1984年上半年基本结束此项工作，下半年各院校全面开展整党。校级领导干部由调整前的285人下降为241人，平均年龄从59岁下降到51．2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46%上升为82%。

1981～1982年，为了执行“八字方针”，省高教局先后召开了教学、科研、体育、后勤、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教育质量等一系列会议，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计划、措施。适当控制高校发展速度，稳定办学规模；加快基本建设速度，充实和改善办学条件，确保招生任务完成；调整层次结构和专业设置，促进专门人才成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推行“五定”(定任务、定专业、定学制、定规模、定编制)，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大力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实行党政分工，健全行政指挥系统；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使全省高等教育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到1985年底，全省普通高校达到58所，在校学生11．76万人，居全国第3位；教职工5．91万人，居全国第4位；其中专任教师2．26万人；教师中共有教授496人，副教授2，134人，讲师10，044人，讲师以上教师从“文化大革命”前占教师总数的21％上升为56%，教育质量有显著提高。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了中国教育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途径、改革的重点和相应的方针、政策。这是指导教育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1986的4月12日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85年8月16～21日在成都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省长蒋民宽在会上提出了“振兴四川经济，必须首先振兴四川教育”“宁可少办几个工厂，少上几个项目，也要增加教育投资，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要求，在一定程序上起到了振奋民心，动员社会重视教育的作用。会后，省政府于11月和次年1月相继下发了《关于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的试行办法》《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试行意见》和《四川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方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87年8月建立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撤销教育厅、高教局、职教办)，统管全省各级各类教育。

1986～1990年，全省教育事业围绕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按照“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方针，以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根本目的，安排开展各项工作。

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分工管理，由地方政府担负起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198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试行意见》，明确划分了省、市、县、乡在学校领导管理、事业发展计划管理、学校干部和教师管理、教育经费管理以及教学业务管理等方面的职责。同时，对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为重点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87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又批发了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分级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县、乡两级分工管理的职责进一步作了划分，对乡(镇)管理教育的职能、民办教师的管理和经费划拨以及加强学校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政策性的调整。经过5年的努力，到1990年底，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在全省已基本形成。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担当起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努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县、乡(镇)以下学校的校舍建设、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投资，由县、乡(镇)自筹的比例一般都达2／3以上；对教育经费短缺，教师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县、乡(镇)两级政府大都能在自己的职权和财务许可范围内积极加以解决。同时还涌现了一批重视教育的典型，受到上级政府的表彰。国家教委先后于1986年和1990年两次授予什邡、巴县、大竹、新津、南溪、峨眉、珙县等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称号。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思想为群众所接受，尊师重教的风尚逐步形成，出现了许多干部、群众慷慨捐资助学的动人事例。

在实行基础教育分级分工管理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学试行了以校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到1990年底，全省已有837所中学和1，906所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初步形成一个由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工作，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校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监督保证作用，全体教职工积极参与学校管理，施行民主监督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同时，全省中小学还普遍建立了教职工岗位责任制，部分地方还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校，实行校长选聘制和教师聘任制以及结构工资制的改革试验。

与此同时，对基础教育的学制、课程结构、教材教法、考试制度和升学制度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实验。高中学制由两年改为3年，到1990年全省三年制高中在校生已占到高中在校生总数的99．9%。小学学制由5年改为6年，1990年有97．9%的小学生在六年制小学中学习，形成了小学五年制和六年制并存，“六、三、三”学制为基础学制的格局。在学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一此地区在部分学校进行了“五、四”制的实验。在课程结构改革方面，把社会实践和课外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并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记载，作为高考政审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学校还在小学年级开设自然课，在各年级开设思维课、信息课等；在高中开设了计算机选修课，在小学、初中的课外活动中进行了计算机教学，4所重点中学进行了把计算机教学作为必修课的试验。

教材建设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全省中小学普遍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从单纯重视“双基”转为既重视“双基”又重视能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1986年开始全省实行初中毕业会考。成、渝两市的城区小学毕业生进初中取消了统一的选拔考试，实行就近入学，1990年取消了高考预考办法，实行高中毕业生自愿报告参加高考的制度。

高等教育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专门人才需求的变化，各项改革在高等学校逐步展开。1983年2月，省高教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提出了《改革四川高等教育十条意见》。1984年，按照教育部简政放权8条意见，紧紧抓住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这个关键环节，省高教局召开了3次会议专门研究改革问题，接着下发了《四川省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地扩大了高等学校自主权。在此期间，各院校先后进行了管理体制、招生、分配、人事制度、经费管理、基建制度、物资供应、助学金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制订了教师工作规范、职工岗位责任制、考核制及奖惩制等。同时，从四川省省情出发，对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山区，逐年扩大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比例、范围和专业。通过这些改革，四川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从过去单一的国家指令性招生计划，发展到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招收委托培养生，率先试行招收自费生、预科生；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学校规模扩大，“七五”期间录取新生(包括成人高教)共42．8万人。毕业生分配也从过去单一的“统包统分”发展到实行上下结合(学校和主管部门)，编制高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对本、专科毕业生实行多种形式的“供需见面”，对毕业研究生实行“双向选择”，下放毕业生名单审批权，促进了高校与社会、用人部门的直接联系，推动了学校内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与此同时，针对高等教育结构层次和学科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省高教局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专科教育，调整学科比例，挖掘潜力，扩大薄弱学科和短缺专业的招生数量和办学规模，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日趋合理，学科比例失调状况有了明显改变。同时，注意了改善高等学校的布局，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并向其他地区扩展的高教网络。

四川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也经历了一番演变。50年代初，曾实行过校(院)长负责制，1959年，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61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78年，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分工负责制，1984年下半年，在成都科技大学等几所学校中试行了校长负责制，并逐年扩大，1990年底，又全部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8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批转了省高教局《关于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提出了四川省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措施，进一步完善了扩权规定，并强调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宏观指导，严格计划管理，抓好教育质量评估工作等。1986年省政府又批发了省高教局制订的高校放权的8条措施，进一步打破长期以来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局。这些改革的实施和推进，给四川高校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教育、教学改革也在全省高等学校内部的许多方面展开。在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注意转变教育思想，积极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抓紧重点学科建设，注重选拔培养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逐步形成纵向和横向的学科带头人，主动承担国家和省市的一些重大科研课题，广泛开展学科间、校际间甚至国际间的科研协作。不少学校从经济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调整了专业结构，修汀了教学计划；不少教师积极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拓宽了某些专业口径，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实行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部分学校开始试行学分制和理、工、管结合，文理渗透；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实行主辅修制、双学位制、“专科通向本科制”、优生优培制等。采取这些措施后，学生的基础理论进一步得到加强，知识容量增大，新理论、新技术的吸收运用和计算机的使用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经过6年时间的全省、全国统一考试，先后有近12万名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少数专科生参加了这一考试，学生英语水平有明显提高，87级、88级的英语四级考试通过率居全国中上水平(前10名)，有3所学校88级学生的通过率在80%以上。1989年在国家教委举行的全国高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评奖工作中，四川省高校荣获国家级特等奖5项，优秀奖25项，特等奖获奖项目居全国第三位。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入贯彻，全省高校科研工作也逐步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咨询有偿服务等广泛开展，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仅1990年就推广科研成果417项，增加经济效益近20亿元。四川农业大学8年内获得重大成果66项，累计新增经济效益60亿元。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促进了高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办学模式和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取得显著成绩。

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四川省立即将正在实施的普及初等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轨道。1986年1月省政府发布了《四川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方案》，1986年5月8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发布了《四川省义务教育实施条例》。为了使普及初等教育转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轨道，使之不脱节，省教育厅于1986年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措施，即第一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第二步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各市(地、州)县(市、区)随即按省上的要求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规划到乡，算帐到校的群众路线方法，对本地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时间、步骤进行了规划。在实施普及义务教育过程中，从省到县，下大力气抓了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这个薄弱环节。省政府提出了3年内(1988～1990年底)基本消除危房的目标。全省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为此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广大群众慷慨解囊，巴蜀大地掀地起了前所未有的集资办学热潮。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由1985年的12．4亿元增至1990年的22亿元，平均年递增12%。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得到较好落实，财政预算外教育经费由1985年的15．6亿元增至1990年的33．3亿元，使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中小学危房比例由1985年的6．9%下降到1990年底的0．55%。至此，长期困扰四川省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大难题得到了解决，了却了百年忧患，谱写了“人民办教育”的光辉史章。在大力消除危房的同时，全省还按照省政府同意下发由省教委制定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规范》要求，努力抓好校舍配套建设和教仪实验县建设，使中小学校的教学仪器和各项设备得到充实和完善。到1990年，全省已有汶川、乐山市中区、绵阳市中区、青白江区、达县市、珙县、什邡、理县等8个县(市、区)，经检查验收合格，成为四川省首批普及中小学实验教学县。1990年10月下旬，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在四川省主持召开了全国普及中小学实验教学县工作现场会，总结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肯定四川省在中、小学基本消除危房后，不失时机地转入校舍和各项教仪设备配套建设的工作，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截至1990年全省在占人口94%的168个县(市、区)普及了初等教育。农村幼儿园教育和农民文化技术教育、扫除文盲的工作，进展很快。至1990年全省在园幼儿数达147．9万人，全省乡、村两级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6，085所，成人初等学校1．5万多所。由于把学文化、学技术与扫盲结合起来，提高了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的积极性。每年有近500万人次参加学习，对于普及农村实用技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省1986～1990年5年共扫除文盲122万人，有15个县经过省政府验收达到基本扫除文盲的要求。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素质

省高教局1983年提出，在抓紧补充新师资和充分发挥老教师作用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对1981年以后补充的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工作。各校订出规划，结合教学和科研任务，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经过几年努力，大批中年教师成为教学、科研工作中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或博士、博士生导师；青年教师业务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一部份人已能胜任教学工作，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部分条件较好的学校已逐步在一些学科专业中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教学、科研梯队。1978～1984年，全省高等学校共确定和提升教授353人，副教授2，070人，讲师9，808人。1983年2月，成立四川省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职称评定委员会，下设36个学科组，开展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为解决初中师资缺额大，合格率低，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之间的矛盾，四川省高教局及时地制订了《关于大力发展和加强高等师范教育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培养合格师资的意见》，把发展和提高师范教育特别是师专教育放在重要地位，采取有力措施，走内涵发展道路，将初中新师资的培养规模由“六五”期间每年招收5，000多人，增加到近9，000人。同时，调整学科结构，增设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等短缺专业，使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所需新师资基本得到满足。中师规模一直稳定在年招收20，000人左右。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教师培训网络，通过到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的离职培训和广播、卫星电视、函授等方式的在职培训，使教师队伍的素质得到了提高。为帮助贫困省份培养中学师资，同时也为了锻炼干部，中央在1985年到1987年连续3年派出讲师团支援四川。到四川支教的中央部委有电子工业部、邮电部、冶金部、兵器工业部、交通部、财政部、林业部的干部600余人，分赴18个市、地、州，为这些地方的师培师训和提高教育质量工作作出了贡献。“七五”期间，全省参加培训提高的中小学教师达37．8万人次，使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由1985年的22．9%，提高到1990年的40．9%。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由1985年的60．9%提高到1990年的73．1%。

进一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1987年9月，四川省教委、省计经委、省劳动人事厅、省农牧厅、省财政厅在成都联合召开了全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研究、明确了“七五”后三年我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方针、奋斗目标和政策措施。会后形成了《关于全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情况报告》；1988年3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加强领导，结合当地实际，作出规划，切实办好职业技术教育。为及时总结经验，1988年12月，省教委、省劳动厅在成都联合召开了职业技术教育经验交流会。这两个会议的相继召开对全省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截至1990年底，全省各类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整个高级中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44．8%。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

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行“三教(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民文化技术教育)统筹”“农科教”结合

1986年初，省教育厅开始在大竹、什邡、温江、洪雅、叙永等5县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1988年，全省共有22个县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其中有9个县列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百县实验区”。与此同时，经省上批准，全省有50个县的150个乡实施了“燎原计划”。1990年8月，省政府批转下发了省教育委员会《关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意见》，对四川省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工作的基本思路、目标任务、基本内容、政策措施、组织领导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时成立了以韩邦彦、刘昌杰两位副省长牵头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1990年10月国家教委在四川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燎原计划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工作会议。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和燎原计划的实施，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新一代农民，使教育更好地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农副业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同时也展示了深化农村整体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广阔前景。

加强德育，改进各级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1986年，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了部署。198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下发后，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作了研究和部署。1990年7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决定》。1990年上半年，省教育委员会派出督导人员到基层专门对中小学进行了以德育为重点的五项督导检查。下半年，又配合国家教委组织的以德育为重点的“五查”复查小组，到市(地)抽查了6县、两区、13个乡73所学校。国家教委复查组认为：四川的德育工作比较落实，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取得了明显成绩。全省中小学还广泛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活动。一个以赖宁为榜样，勤奋学习，积极向上，关心集体，团结互助，助人为乐，拾金不昧，遵守纪律的良好校风逐步形成，涌现出一批学习赖宁的好人好事。

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着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正面教育。从1978年开始，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由省委统一领导，省委宣传部、文教办公室和高教局党组具体管理，学校所在市、地、州委负责督促、检查、管理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1983年初，中共四川省委调整、充实了省级有关部门管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力量，实行党、政、工、团、群齐抓共管。在高校内部形成了以党委为领导，宣传部、系总支、团委、工会、学生会以及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等校系行政共同负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管理系统，层层落实任务。1984年7月召开全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校院长会议，会后，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党组提出了《关于贯彻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意见》，要求各校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政工队伍的建设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在解决思想政治工作同教学业务工作相结合，讲求实效上探索出了新的路子。从1990年9月开始，省上采取了由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负责人主持的教育工作联席会制度、高校党委书记例会制度等形式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定期研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收到明显的效果。

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除对学生进行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外，重点开展了“爱农、学农、务农、兴农”的四农教育和“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四自教育，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全省涌现出一批热爱家乡、立志务农的优秀毕业生，成为当地运用和推广科学技术、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五)四十一年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成绩

从1950年到1990年41年中，四川教育事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取得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1990年与1949年比，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小学由1949年的24，487所增至1990年的75，025所，在校学生由139．03万人增至926．65万人；小学入学率96．4%，年巩固率97．3%，毕业率97．4%。初中由272所增至9，086所(其中单设初中4，821所，戴帽校点4，265个)，在校生由7．13万人增至340．96万人。高完中由197所增至1，203所，附设点207个，在校生由2．74万人增至53．28万人。中等技术学校1949年底为62所，在校生6，771人，专任教师933人，到1990年底已有中等技术学校173所，在校生93，742人，专任教师11，065人。技工学校387所，在校学生119，125人。职业中学591所(职业高中484所，职业初中107所)附设职业中学点293个，在校学生186，398人(职业高中158，558人，职业初中27，840人)，专任教师14，909人(职业高中13，646人，职业初中263人)，共计职业学校1，151所，在校生299，265人。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得到改变，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适用初、中级人才。中师由50所增至112所，在校生由9，900人增至60，275人。

普通高等学校到1990年底，全省已有60所，比1949年增加24所，在校生由1949年的14，050人(公私立)，增至1990年的141，007人。全省高校设有本专科专业370种(不重复计算)。其中本科216种，专科283种，专业点1，062个。全省36所本科院校，有27所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有15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412个，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119个，国家重点学科20个，重点实验室6个。初步形成了专业门类较全，学科较为配套，分布比较合理的多层次、多种办学形式的高等教育体系。

四川农民占全省总人口85%，解放前约90%是文盲。解放后从“冬学”运动，开展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发展到广泛开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使成人教育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取得显著的成效。1990年全省办有成人中学834所(其中职工中学112所)在校生97，432人(其中职工中学12，841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6，293所(其中农民技术学校6，085所)，在校生1，677，328人(其中农民技术学校1，622，115人)；成人初等学校15，238所(其中农民初等学校15，218所，扫盲班8，624个)，在校生3，349，554人(其中农民初等学校3，344，534人，扫盲班921，977人)。职工学校1，245所，在校生130，133人。41年中，全省共扫除文盲16，185，000人，农村少年、青壮年文盲比例已由建国初的90%下降到1990年的7．59%。

成人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在5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到1990年已走上了多类型、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的道路。1990年底，全省成人高等学校92所(其中教育学院18所)，在校生121，503人(其中教育学院19，909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318所(其中教师进修学校197所)，在校生53，218人(其中进修校7，008人)。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90年，全省民族地区(只包括三州、峨边、马边)小学达6，161所，在校生494，026人，中学达323所，在校生133，208人，中师19所，在校生4，704人。一批民族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民族地区的29，713名小学教师中，少数民族占11，303名；13，978名中学教师中，少数民族占2，223名；788名中师教师中，少数民族占221名。

建成了基本能够适应全省教育事业发展所需的教师培养基地和一支基本稳定的师资队伍

全省共有112所中等师范学校、17所师范院校(其中本科院校4所)、18所教育学院、197所教师进修学校。41年中，共输送了136，000名高师毕业生，451，844名中师毕业生，不断为中小学师资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各种形式的师资培训工作正常开展，使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得到提高。

1990年，全省小学教职工484，164人，其中专任教师431，667人(建国初期为72，341人)；普通中学教职工309，990人，其中专任教师240，235人(建国初期为7，896人)；中师教职工9，677人，其中专任教师5，081人(建国初期为576人)；职业中学教职工24，719人，其中专任教师14，908人(职业初中1，263人，职高13，646人)；成人中专校教师22，118人；成人高校共有教职工22，800人，其中专任教师5，700人；普通高等学校共有教职工65，200人，其中专任教师24，700人。

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科学水平，培养了大批高、中级人才

41年中，全省共培养小学毕业生5233．77万人，初中毕业生2107．3万人，高中毕业生422．21万人。1952～1990年全省高等学校共毕业研究生、本、专科生50．17万余人。这些大专院校毕业生成为各条战线建设的骨干力量。1990年与1949年相比，每万人口中的学生数成倍增加，人口素质逐年提高。1949年小学生在每万人口中有243人，1990年达886人；1949年初中生在每万人口中有12人，1990年达到321人；1949年高中生在每万人口中有5人，1990年达到65人；1949年本、专科生在每万人口中有1．6人，1990年达到13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向前推进，四川教育的对外交流也口益发展。“七五”期问，全省有61所高校(含教育学院)开展对外交流和派出留学人员。25所高校与美、日、德、法、加、澳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124对校际问的交流关系。普教系统也与美、加、日等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一些中小学与外国中、小学结成姊妹学校，开展了教师交涣，人员(包括学生)互访等交流活动。

截至1990年底，四川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基础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市与乡村，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在基础教育的发展规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办学条件、教育经费投入，每万人口中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职高)、大专文化水平的人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老、少、山、边、穷地区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相当艰巨。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办学条件和设施亟待改善和充实。政府和群众对教育投入的努力是比较好的，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费的投入远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教师待遇相对偏低，影响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实践证明，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都应该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下，结合自身的实际，正确地进行包括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在内的教育内部各方面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四川省情，教育事业就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担负起培养造就跨世纪建设人才的历史重任。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