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7年7月

概述

司法行政为我国近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专门机关始自清末。1906年清政府推行“官制改革”，在中央将刑部改为法部，为全国最高之司法行政机关。1910年秋，四川将提刑按察使改为提法使，设提法司，掌管全川司法行政，监督地方各级审判、检察和监狱机构。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四川司法行政机关，曾四立四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亦经历了建立、撤销、再重建的演变过程。1955年和1980年四川两度建立省司法厅和市、地、州司法局(科)。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之一的司法行政机关，其性质、任务和职能范围比之旧中国的司法行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担负着管理法学教育、法制宣传、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律师、公证、民间调解以及司法外事等繁重任务；在工作的指导方针、方法、措施以及事业的发展和成效上，与旧中国的司法行政亦迥然不同。

法学教育一直受到清王朝和国民政府的青睐，以培养为地主、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司法人才。在四川，清末即开始设官立法政学堂。到民国初年，四川公立和私立法政院校达二、三十所之多。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沦陷区的法政院校西迁四川，使四川法学教育再次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为四川司法机关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废除了旧法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培养人民自己的政法人才。50年代，四川建立了西南政法学院、四川政法干部学校，还通过选送干部到中央政法院校、自办训练班等办法，对全省50%以上的政法干部进行了法律专业培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又建立了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劳改警察学校和一些市、地政法(司法)干校，以及大力开展大专性质的电教、函教和组织自学考试等，使政法干部除向正规院校输送培养外，又朝着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培养方向推进的新局面，仅1981～1985年轮训干部4635人，短期轮训25914人次。

清末，政府为“预备立宪”开始在官方和民间兴起一阵法制宣传热潮。为使法律知识“普解于人民”，四川总督曾“躬率司、道及后补道、府，限时齐集研究”法学知识，并采取多种形式向人民进行法制宣传。到民国时期，还采取设学设课、宣讲演说、报刊告示、民众通俗宣传等方式，宣传各种法律法规。但多在大中城市和机关、法团进行，而广袤的乡村对国民政府的许多重要法律却鲜有人知。建国后，法制宣传作为教育全民的重要内容，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共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动全党动手，各级司法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结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中心、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以及配合对各种犯罪活动的打击，开展声势浩大、形式多样、时间持久、深透城乡、家喻户晓的法制宣传活动，并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法制宣传教育热潮。1985年，四川开始实施为期五年的普及法律知识教育规划，使法制宣传迈上了经常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新阶段。这对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监狱为统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极为注重强化监狱工作。清末仿行西方法制时，便开始实行某些监狱改良政策。由于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司法与立法严重脱节，有的“新监狱”在改良上虽有所成效，但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大多“旧监狱”仍“真活地狱也”。四川解放后，1951年和1956年先后创办新型的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30多年来，四川司法行政一直坚持劳动改造以“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劳动教养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的政策方针，并努力把劳改、劳教场所朝着办成改造人的特殊学校的方向发展，使大批犯罪分子和有轻微违法犯罪的劳教人员，改造成了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还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35年中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累计达49．73亿元。

1912年3月，四川司法司以命令形式颁布的《法院编制暂行章程》中规定审判中设辩护士，代理、辩护诉讼案件，并规定律师与判事、检察官资格一样，任职三年以上者可补控诉院(分院)判事、检察官，五年以上可补上审院(省高院)判事、检察官。1913年，成都、重庆即正式出现了律师。北洋政府时期还视“律师制度为司法上三大制度之一，所以任当事人之辩护，防司法官之擅专，关系至为重要”，以“收相互为用之功”，成为与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不含原西康省)律师曾发展到545名，其中还有当时蜚声中外的“七君子”沈钧儒、史良等在重庆挂牌开业。在旧中国的律师中，确也不乏有正义和思想进步的人士，但从整个而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许多律师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附庸。还有一些律师，串通法官，包揽诉讼，甚至对当事人明欺暗诈，巧取豪夺等。而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平民法律扶助”“优待抗敌(日)军人家属”等政策，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建国后，旧律师制度和旧律师活动受到人民政府的废除和取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1955年四川开始建立人民的律师制度。新中国的律师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才真正成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959年后，四川律师工作中断。1980年新中国的第一个律师法《律师暂行条例》颁行，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四川的律师事业和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壮大。到1985年全省建立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242个，律师工作人员发展到2587名。5年共办理各项法律事务1009092件，在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澄清讼源为目的的公证制度，四川始于1939年。国民政府从维护其私有制度出发而执着推行，反复督饬，四川高等法院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四川公证有较大发展，至1947年，公证处和公证分处发展到70个，占当时全国公证机构总数557个的12．5%；有公证人员291名；该年办证10045件，占全国办证总数100686件的9．9%。四川解放初期，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和1954年便开始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市人民法院建立了公证处，开办公证事务。1959年后，国内公证停办。1980年全省司法行政机关恢复后，四川公证很快得到复苏。特别是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后，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至1985年公证机构发展到217个；公证人员达到533名；办证范围和业务逐步扩大和上升，5年共办证321686件，其中1985年即达191554件，列为全国第五位。

作为息讼解纷的民间调解，在四川源远流长，素有民间自为调解之习俗。清末，四川总督巡抚衙门批准颁行《息讼所章程》，开始在各地建立官办息讼所。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乡镇调解列为“实施地方自治之要务”，并颁布一系列法规，要求建立区、乡、镇调解委员会，处理百姓“鼠牙雀角之争”。但这些组织的建立在四川却“百不得一”，民间仍盛行自为调解，且多为族长、士绅、帮主会首、乡保甲长所垄断，成为维护封建礼教和旧法律，恃强凌弱的工具。建国后，民间调解作为各级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引导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手段之一，得到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四川从1951年底即开始建立各级人民调解组织，35年来，一直得到较正常的发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破坏和干扰，但由于形势的需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1972年便开始在农村公社和城市街道整顿和重建人民调解委员会，到1979年全省绝大多数公社、生产大队和城市街道、工厂、矿山普遍恢复和重建起人民调解委员会，拥有调解人员70多万人。1980年后，民间调解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从乡村到城市街道、从工厂到矿山的民间调解组织网络。到1985年各类调解组织达100707个，有调解人员1023265名。广大调解人员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每年调解民间纠纷均在百万件左右，发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3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在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治犯罪，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为四川司法行政工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