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社：巴蜀书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年

概述

一

四川古为蜀之地，是中国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对外交往亦源远流长。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蜀王子泮率所部兵将3万及不胜兵者3万，辗转南迁到达交趾，建立安阳王国(今越南境内)，称雄百余年。南迁蜀人与当地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越南的早期文明。秦汉时代，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即川滇缅印古道)，以及稍后兴起的东起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经新疆过葱岭入木鹿城，然后至地中海，转达罗马各地的北方丝绸之路，沟通了巴蜀地区与中亚及欧洲、非洲诸国的交往。公元前2世纪，蜀郡商人即已通商印度。蜀汉时期，蜀商还通过永昌(今云南保山)等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进行长途贸易。南北朝期间，亦有不少西域胡商假道吐谷浑入蜀通商。其中康居国、何国(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释道仙、何细胡，因善商贾，均成巨富。通过南北丝绸之路，巴蜀地区的蜀布、蜀刀、蜀锦、蚕丝、金银器、漆器、邛竹杖等销往缅甸、印度、阿富汗及西方各国。缅甸、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象牙、犀牛角、翡翠、木棉以及佛教艺术、哲学思想、杂技等也由此传入巴蜀。唐代，巴蜀有三条对外交流通道，一条自今灌县到汶川，过松茂诸州(今茂县、松潘等地)而入吐蕃通西域；一条自成都出发，经邛州(治今邛崃)、嶲州(治今越西)入南诏(古国名——治今云南大理)而至天竺(古印度别称)；还有一条自江津南下，经溱州(治今綦江)至珍州(治今贵州正安)、播州(治今贵州遵义)，出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而至安南(府治今越南北部)。当时，巴蜀是全国香药(即海药)的集散地，这些香药绝大多数来自外国，故有“宝香来于绝域”之说，其中由印支半岛和缅甸输入的种类和数量最多。五代时前蜀王衍的昭仪李舜弦，祖籍波斯，世代经营香药。其父于唐安史之乱后，由长安入蜀，移居梓州(治今三台)。其兄李珣，唐末诗人，所撰《海药本草》，为中国古代药物学的重要著作。到了明代，四川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仍有民间商贸往来。

随着贸易交往，四川的对外文化交流亦发展起来。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年)，成都女子尼释昙辉，从外国禅畺师良耶舍之劝，出家为尼。元嘉十四年(437年)，智猛从天竺求法归来，由凉州入蜀，后卒于成都。梁武帝天监初，康居国僧人明达自西域入蜀，在梓州牛头山建寺而居。公元7世纪，成都籍僧人会宁携弟子远期，取梅道至诃(今印尼爪哇岛)，在该岛逗留3年，与当地僧人若那陀罗共译佛经《阿笈摩》，呈览唐高宗。公元8世纪，即有景教(今天主教)从波斯传入成都。公元9世纪，日本僧人携带西川刻印的《唐韵》《玉篇》归国。宋太宗时，峨眉山僧人维业三藏到印度取经，将西域行程分记于《涅盘经》每卷之后，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公元13世纪，佛教杨岐派高僧冉兰溪法名道隆，应日本镰昌府第五代执政之邀，东渡扶桑传教，成为日本佛教临济宗大觉派始祖。元世祖至元年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从陕西入川巡游，到达成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详细记述了成都的商业贸易盛况以及对成都的美好印象。明朝末年，意大利籍耶稣会教士利类思、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来川，先后在成都、保宁(府治今阆中)、重庆等地传教，曾被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封以“天学国师”名号。清顺治年间，天主教士巴西略入川传教。之后，又有穆天池、毕天祥、白日升、巴吕埃等入川传教。雍正、乾隆至道光年间，清廷严厉查禁天主教，对入境传教轻者驱逐，重者量刑，来川的外国人几近绝迹。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四川对外交往仍处于封闭状态。

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订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入侵步步深入。1877年，英国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对英开放。翌年3月，重庆海关正式设立；4月，英国率先在渝建立领事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重庆为通商口岸，法、日、美、德、葡等国相继在渝设置领事馆，资本主义列强势力汹涌侵入。外国传教士深入四川各地，修建教堂，购置田产，传教布道。各国商人来川倾销商品，收购原料，勘测矿藏，开办工厂，垄断四川进出口贸易，控制川江航运。与此同时，列强派遣军舰在川江游弋、驻泊，威慑人民的反抗斗争。

四川人民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四川各地反洋教的斗争风起云涌。截至1934年，四川共发生教案154次，居全国之首。1911年，为反对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插手中国铁路主权，抗议清廷将民办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在全川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进而演变成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导致清王朝覆灭。

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破坏了四川的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商品带入了四川。由教会举办的各类学校，客观上为四川近代科学、文化的启蒙、传播起了积极作用。1901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选官制度，举办新式学堂。四川地方当局为此曾聘请相当数量的外籍教师来川任教，促进了四川近代教育的发展。1910年，基督教英美会等4个教会在蓉创办华西协合大学。该校培养的学生，不少人成为中国医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和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骨干。教会举办的医院、诊所，把西医技术带入四川，是四川近代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资本在破坏四川自然经济的同时，促使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01～1911年，全川新开办现代厂、矿108家，一些旧式手工工场也引进了外国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

清朝末年，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四川出国留学之风渐兴。1901年，川督奎俊接受日本陆军大尉井户辰的建议，选派22名青年学生赴日留学。此后，四川派出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06年，四川官费、自费留日学生达800余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十分之一。许多热血青年，把留学日本作为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途径。他们刻苦学习，孜孜以求，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和反清革命斗争。邹容在日期间，开始撰写不朽杰作《革命军》，在神州大地第一次发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呐喊，推动了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四川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筹建。同盟会成立时，有川籍留日学生44人入会，次年即达127人，占同盟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有的川籍会员还参加了总部工作。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后，部分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

民国初年，受追求科学、民主潮流的推动，四川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增加。1918年，吴玉章等人倡导发起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截止1921年11月，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计511人，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内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赴法国后，部分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这批新的爱国志士，在法期间积极参加领导了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参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及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建活动，不少人在其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回国后，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作用。

清光绪初年设立四川洋务局，1895年设立四川洋务总局，管理全川对外事务。辛亥革命期间，蜀军政府和大汉四川军政府各自分设外交部和外交司掌管外交事务。1912年3月，四川都督府设立外务司，管理全省对外交涉事务。1913年，北洋政府划一官制，外交事务统归中央办理，此后四川外事机构均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由外交部委派人员，负责处理辖区内一切涉外事务，并将办理情况随时呈报外交部。1945年，外交部驻川特派员公署撤销，涉外事务由四川省会警察局和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分别承担。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川未专设外事机构。

三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1940年9月重庆定为陪都。至抗日战争胜利，重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中心，外事活动空前频繁。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成战时同盟，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不少国家先后在渝建立政治、军事、文化机构，加强同中国的联系。1937～1946年，美、英、苏、法等22个国家先后在渝设立驻华外交机构；苏、美、英、法、波(兰)、荷(兰)先后派出驻华军事代表团常驻重庆；一些外国的反法西斯组织亦先后在渝建立机构，开展活动；同盟国的一些重要军事会议也在渝召开。为了加强和协调对日作战，美、英、苏等国军政首脑和军政要员频频来渝。重庆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之一。

1937～1945年，苏、美、英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派空军志愿队员来华参战，派专家来华协助中国战时物资生产。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友好人士、国际组织等，亦纷纷向中国政府和医疗机构捐赠资金、物资、药品、平民住宅等。重庆作为陪都所在地，接受的捐赠物品最多。与此同时，四川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发起学生志愿从军运动。至12月下旬，全省共征集从军知识青年1．8万余人，先后奔赴印缅，配合盟军对日作战。1943～1944年，根据盟军对日作战计划，四川在新津、邛崃、彭山、广汉修建4个大型轰炸机场，在成都、温江、德阳等地扩建、新建5个战斗机场。为此，四川29个县的50万民工积极投入机场建设。在没有任何机械施工设备的条件下，肩挑手抬，流血流汗，在半年时间内如期完成修建机场任务，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驻重庆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外事活动。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成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即派王炳南、龚澎主动专访各国使馆、外国记者，披露事件真相，阐明中共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打破蒋介石的封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同他们多次长谈，介绍中共的政治主张、对外政策和敌后抗日情况。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共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报道，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美军观察组在访问延安后，表示深信同中共的合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1945年9月国共和谈期间，南方局外事组每天向外国机构、人士发布新闻，为中共领导人会见外宾作出安排，提供材料，担任翻译。南方局外事组是中共首次设立专门外事机构、独立开展外交工作的开端。南方局的外事工作积累了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外事工作骨干，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解放后四川外事工作提供了借鉴，树立了榜样。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2月，四川全境解放。1950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交际处成立，负责接待西南行政区暨重庆市党、政、军来宾以及外国专家。同年5～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外事处筹备成立，作为外交部在西南地区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重庆市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区以及西康省等西南地区的外事工作。1952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下设交际处，负责接待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的内外宾客及外国专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四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逐步开展了肃清帝国主义残余特权、势力和影响的工作。经外事、公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民政、宗教等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在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与此同时，全省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教育，组织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全川人民响应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号召，开展和平签名运动，先后签名者达9134万人次。

50年代，来川外宾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也有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随着四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川任教和援建工程。据1950～1960年统计，四川共接待外宾820批、7560人次，其中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即达1000余人次。在此期间，四川先后派出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代表出国考察访问、参观旅行、参加庆祝活动，出访国家大多数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还派出有各界人士和文艺团体参加的慰问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

1955年4月，为适应外事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共四川省委暨成都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任务是对全省进行外事方针政策的领导，指导重大的外事活动，具体的外事接待工作由常设的办公室会同省交际处承办。1958年，中共四川省委暨成都市委外事小组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暨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成立，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体制。

60年代初，由于苏联单方面终止援建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四川外事工作大量减少。1960年4月，成都、重庆暂时不准外国人参观；1965年4月，成都、重庆不再对外国人开放，来川参观访问的外宾，须经特许才能入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川省人委暨成都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偶有来访外宾，接待安排由成都军区干部部代管。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联络组，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70年代初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外交工作有了重大突破，来川访问的外宾逐渐增加，外事机构逐步恢复。1971年9月，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外事组，负责对外联络、外宾接待、外侨管理和华侨事务工作。1971～1977年，来川外宾共计119批、986人，主要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家。

此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影响，不少外事工作人员在对外宣传、礼宾接待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心有余悸，谨小慎微，工作缩手缩脚，甚至不敢与外国人接触，有的人对来访者以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划线，严重影响了四川的对外形象和外事工作质量。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拨乱反正，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四川外事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四川对外开放地区、单位不断增加，来川外国人、港澳同胞大幅度增加。至1987年计有14122批、78292人，来自五大洲的132个国家(地区)和39个国际组织。在此期间，四川因公出国(出境)人数不断上升。1979年为19批、244人，1987年即达2205批、7837人，9年累计5986批、27372人次——对四川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1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改称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981年5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外事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会后，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我省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问题的若干规定》，明确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为省属部、委一级机构，是省政府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省委外事工作的办事机构，是全省执行外交政策和处理重要外事工作的归口部门。1985年8月，省委、省政府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全省外事工作，审批和管理对外交往中重大事项，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省外事办公室办理。

到80年代中期，四川外事工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

1983年和1985年，省外事办先后召开市、地、州外办主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把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结合起来，用政治关系推动经济合作，以经济合作充实政治关系，转变指导思想，明确工作目标。全省各级外事部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充分利用自身对外交往渠道多、信息灵、接触广的优势，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中心，主动、积极地为有关地区和单位牵线搭桥、协调服务。1987年8月，省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四川省经济外交研讨会，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外事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和方法，对推动四川外事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起了积极作用。

1978年，成、渝两市及重庆以下长江水域对外开放，以后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到1987年，全省已有81个市、县、区对外国人开放，加上经批准可以前往的71个市、县，实际上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市、区已达71%。对外开放的参观点、游览点发展到493个，遍布全川各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来川外宾逐年大幅度增加，外事活动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宗教等各个领域。各种专业交流、民间交往、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已遍及全省工业、农业、商贸、文教、科研等各条战线，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集体(个体)经济实体和大、中、小学都直接参与了外事和涉外活动，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局面。

与此同时，四川与各国地方间国际友好关系迅速发展。自1981年成都市与法国蒙彼利埃市建立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以后，全省对外友好关系不断扩展。到1987年，四川已同国外相应的州、县、道、大区建立了7对省际友好城市关系、3对省际友好经济合作区关系，3个省辖市与国外相应的城市建立了10对友好城市关系。在民间对外友好交流方面，全省各级对外友好协会已同10多个国家的20余个民间团体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联系，开展人员互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全省22所高等院校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口院校、研究院(所)、专业协会、基金会等建立了147对友好交流关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实质性交流。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贸促会以及其他省级人民团体、民间组织主动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对增进四川与国外(境外)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作用。

80年代以来，按照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四川省对外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交流对象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民间团体到地方政府，从友好城市到国际组织。截至1987年，四川已与世界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商贸关系，累计兴办中外合资企业53家，中外合作企业20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3个，“三来一补”(来料、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项目270个，办理对外借款项目32个，签约外资57665万美元，接受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民间机构等援助(捐赠)项目51个，①（① 未含国际组织，外国 (地区) 企业、高校、基金会和个人直接向受授单位援助的项目和资金。）新实施援外项目28个，劳务承包工程310个。在专业考察、技术引进、人才交流、合作研究、联合开发、举办展览和国际会议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