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浙江省人民出版社

编纂单位：浙江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主编：浙江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前言

人才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人才资源又是各种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浙江地灵人杰，历史上出现过为数众多的各类人才，蜚声海内外。这些杰出人才的涌现，对于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良好、稳定的地理、社会环境又进一步吸引、聚集、涌现更多的人才，从而可能出现可喜的良性循环。为此，认真了解浙江人才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原因，探讨人才的走向及其内在规律，对于今后在竞争中开拓我们的事业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浙江省人物志》是在近10余年来，全省各地广泛开展修志的基础上加工编纂而成的，共收录人物2714人（含附传），按地域统计：杭州464人，宁波310人，温州245人，湖州305人，嘉兴367人，绍兴388人，金华181人，衢州113人，台州159人，舟山32人，丽水150人。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古往今来，英才辈出，代有其人。在浙江这方诱人的热土上，在众多璀璨的群星中，更有不少格外耀眼的明星，上震九霄，下撼黄泉，名噪遐迩，影响百代，他们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奋进的师表。大禹治水，公而忘私，崩葬会稽，立庙永祀；越王句践，自力更生，忍辱负重，发愤图强，启迪后人；反虚妄，反迷信，敢为天下先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爱国将领、杰出诗人宗泽、陆游、于谦；正直刚毅，知识渊博的谋臣刘基；著述等身的哲学家王阳明，史学大师黄宗羲；文学史上开创一代新风的龚自珍；大画家、书法家陈洪绶、徐渭；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学术巨匠章太炎、王国维；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竺可桢；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文豪鲁迅、茅盾等，堪称“寰球之师”。浙江的妇女人物，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裙钗稍逊须眉，但也不乏可观人物。历史上就出过美女西施，孝女曹娥，烈女陈硕真，才女朱淑贞，女中豪杰秋瑾等，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敬仰。当今中国的两院院士1083人，其中在浙江大学就读和任教过的111人，占十分之一。

浙江还有一些著名的家族，杰出的如钱氏家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二。钱王后裔有钱其琛、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正英等。据统计，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达100多人，分布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虞陶氏家族，绍兴周氏家族，吴兴沈氏家族，奉化蒋氏家族，湖州陈氏家族，瑞安孙氏家族，嘉兴陆氏世家、谭氏世家，海宁陈氏世家、查氏世家，鄞县万氏世家，余姚虞氏世家、黄氏世家，富阳孙氏世家，姚北孙氏世家，东阳卢氏世家等，均有重大影响。

当我们看到浙江的杰出人才和人才群体时，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浙江人的特点。浙江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有人说浙江人“既精明，又通达；既聪明，又实干；既活络，又严谨；既敢于冒风险，又严于律己；既追求新知，尽得风气之先，又谨守传统，善于掌握火候，把握时机”。可见浙江人才的涌现，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点。当今人们将“浙江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予以发扬光大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在大规模编修地方志过程中，对浙江的人物资料作了全面征集，经过认真筛选订正后分别立传传世。但只是这样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探索人才成长的内外部原因及其发展规律。做好这件事，对于当前和今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忽视对区域人物群体的研究是当前史志工作存在的一个问题

地方志书历来重视对人物的记述，故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当今出版的省、市、县三级志书中，均设有人物传、人物录、人物简介等。在各类专志中，虽以记事为主，也常常涉及人物，往往以事记人，以事传人。以浙江为例，在10余年的修志过程中，先后出版过不少人物传记，如《浙江人物简志》（上、中、下三册）、《宁波人物》、《绍兴历代名人》、《湖州人物资料》、《丽水地区人物志》、《江南人物》、《台州教育人物志》、《浙江近代医卫名人》等，至于个别人物的专集则为数更多，有鲁迅、秋瑾、王国维、汤寿潜、许寿裳、巴人、何克希、谭震林、陈伟达、蒋介石、陈英士、胡宗南等。

近20年来，对人物的记述，其成果是空前的。对浙江的一些重要人物，各地在修志过程中发挥“地近则易核”的优势，作了详尽的考订，补充了不少在当地活动的重要资料，并订正了一些工具书的差错。更普遍的是为一大批在当地有功绩而未入正史的人物立了传或作了简介，从而大大丰富了地方文献，也为地方的名人景观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但是，从研究角度来看，还存在着下列问题：

1.对地方人物记述多，征集资料不少，研究却不够。有的地方志部门，本届修志已经接近完成，而对人物研究工作却未认真开展。

2.对个别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好一些，如对鲁迅、茅盾等，但对人物群体研究则比较少见。

3.对人物的断代研究，也很不够。每个时代人物的特点、成长规律都有深刻的内在因素，但我们的视觉似乎尚未触及，更谈不上作深入的研究。

4.对专项人物有过一些研究，但从总体上看似显得不足。如对奉化、湖州等地的政治人物，绍兴的文化名人，宁波帮、温州商人，平阳数学家（近已有专文），浦江书画家，东阳教授等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5.如何将人物研究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也很不足。旧志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可能是英雄史观作祟。新志多强调党的集体领导作用，但不能忽视个体人物，尤其是一些核心人物的作用。研究工作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

6.对“反面人物”失足的主客观原因，缺乏深入研究。五四时期海宁县对邑人章宗祥的处理是“开除乡籍”，其实出生地是无法更改的。秦氏后裔在岳坟面前感叹“我到坟前愧姓秦”，这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不能替代理性的分析。

地方志部门多年来征集、编写了大量人物资料，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番认真研究，以使对人物的认识上升到一个理性阶段。做好这项工作，可能有助于人才问题的研究和人才学的建设。

二、人物研究是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为万物之灵，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这一点大概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世界上一切活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样样离不开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历史发展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偶然性。个人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常常是沧海一粟，是比较微小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某些杰出人物（不论年岁大小），只要有一定的阅历，能集中和代表群众的意愿，洞察历史发展的规律，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思想或者及时纠正某些陈旧的观点和做法，并能发动、组织群众，为实现某个正确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其个人的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杰出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从人物研究的状况来说，常常会出现两种倾向。对历史人物，旧志的记载，在重大事件中往往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如某位县令或者太守兴修水利，为民除害；兴办学塾，开启民智；兴筑城墙，御防盗寇等等，功绩只记在一个人的功劳簿上。对建国后出现的人物，在重大事件中常常只强调党的领导，忽视甚至不提个人的作用，所谓“一切归功于党”。由于时代的不同，上述记述方法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也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原理。

三、杰出人物的出现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杰出人物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7000年前河姆渡人摆脱了“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成为中国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之一。建筑方面开创了我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养蚕缫丝、漆器与陶器制作、象牙雕刻、家畜饲养及狩猎等都有了许多重要的创造，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谁是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只能说是河姆渡人，却说不出谁是代表人物。

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数量多，制作精，名冠天下。良渚玉器中有“神人兽面纹”，是不是当时人们崇拜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神化了的人！良渚、反山、瑶山的墓葬中有钺、琮同时出现于一墓中的，说明墓主是军事首领，也是宗教首领，但今人无法知其人，更无法知其名。此外，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湖州邱城遗址等的发掘中，发现较大的建筑遗址、出土若干陶釜等，但都无法知道谁是当时主宰的人物。

杰出人物的出现并传至后世，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与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开拓，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字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重要人物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建置的确立有着密切关联

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受人重视的人物无疑是大禹。夏为“三代”之始，禹为“三王”之首。《史记·夏本纪》载夏代帝王的世系，自禹至履癸（桀）十四世十七王。按时间排列，浙江第一个人物是越王句践。越国建立后，公元前496年，句践即位。后来越国的疆域，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东至于句甬，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在吴越争霸的风云中出现了一批著名人物，如句践、范蠡、文种、西施等，有些是当地人，不少是外来户，他们都为越国的富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灭了楚国以后，又降越国，置会稽郡，郡治虽在吴县（今苏州），却统领了今浙江的不少地方，包括钱唐（今杭州）、山阴（今绍兴）等。短命的秦王朝之后，西汉会稽郡治吴县，领县26个，在今浙江的有乌程等18个县。郡县制的建立，说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从而对浙江人才孕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会稽郑吉，出使西域，后封安远侯；太末县（今龙游）龙丘苌，以志行与学问知名于世。鉴于秦汉时期奉行重西北、轻东南的做法，一般而言，著名人物西北和中原地区多于东南。据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统计，秦汉时期专家学者，陕西14人，河南29人，山东17人，河北7人，浙江仅3人。吴越国的建立，形成浙江人才涌现的一个高峰。如文学家罗隐，画家贯休，建筑师喻皓，军事家杜建徽、钱元瓘、钱俨、钱昱、钱惟治等。南宋时，今杭州为京师所在，下设六府、五州，机构健全，人才辈出。据《宋史》、《宋史翼》列传、附传，进士人物较多的省为：浙江160人，福建99人，江西89个，四川53人，安徽26人。此时著名人物大量出现，如名将宗泽，诗人词家陆游、吴文英，大臣王淮、乔行简、史弥远、郑清之、贾似道，学者王十朋、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王应麟，画家李嵩、刘松年、马远、夏珪等。

五、重要人物的出现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我国古代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争战逐鹿，治乱无常。浙江远离京畿，相对比较安定，给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可是，人祸少，天灾却不断。浙江，省以水名，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有八个水系，源短流急，灾害频繁。历史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离不开除水患、兴水利、改造山河，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因此，在兴修水利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特别受到尊敬和爱戴。传说大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经过13年“劳身焦思，胼手胝足”，终于引洪入海，奠定九州，使人们赖以生存。至今巍巍禹陵，祭祀不绝。据浙江志书记载，浙江省最早的人工湖为长兴西湖，开凿于春秋末期，后堙塞。唐贞元十三年（797），湖州刺史于頔巡视至长城县（今长兴），重修湖塘，恢复蓄水灌溉，乡人感念其功，改名为于公塘，《旧唐书》中专门立了“于頔传”。绍兴鉴湖，创筑于东汉永和五年（140），“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为会稽太守马臻征发民工所筑，人民至今仍怀念着这位鉴湖太守。杭州西湖本为海湾，后变成澙湖，经历代人工增筑，逐步开发成为可供农田灌溉、城市供水和观光旅游的名湖。白居易和苏轼两位外来的地方官，开发西湖有功，“苏堤横卧白堤纵”，至今仍受到人们盛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鄞县它山堰，堰未建前，潮水上溯，清流尽泄，咸潮倒灌，人畜饮水困难。唐大和七年（833），鄮县令王元暐，选址筑堰，既可排洪，又可纳淡，民感其德。王元暐虽官位不高，却受到人民长期的怀念。衢江支流乌溪江下游有著名的石室堰。相传南宋乾道二年（1166），主持工程的县丞张应麟因3年工程不就，跃马自沉中流，堰址始定。民感其执着的献身精神，筑庙春秋祭祀，并将堰命名为“白马堰”。

海潮又是浙江人民的心腹之患。“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千百年来，钱塘江两岸人民与洪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创建了规模宏伟的“水上长城”，同时也涌现了一代代治水的杰出人物。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镠在通江门、候潮门外筑塘，命五百壮士持强弩以射潮头，后来创竹笼石塘与潮流改道，战胜潮患，塘始稳固，故有“钱塘”之称。此后，宋工部侍郎张夏修的杭州石塘、王安石创筑的石板坡陀塘、唐叔翰创筑的桩基任横叠砌石塘；元代张仲仁创筑的木柜石囤塘、叶恒的桩基石塘；明代海盐知县谭秀的“样塘”，浙江水利佥事黄克升首创“千字文”字序为海塘编号、顺序开备塘河，按察副使杨瑄的“竖石斜砌”法；清代稽曾筠在主持修海宁鱼鳞大石塘时采取“厚薄不等，参差压缝”办法等，都行之有效，被后人传为佳话。

当我们翻开新的《余杭县志》人物编，首列汉陈浑、唐归珧、宋杨时，三代三县令，皆有功于南湖，称之为“南湖三贤”，使之“泽垂永远”。历代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将治水的经验，写成著述传之后世，如毛奇龄的《三江考》、《湘湖水利志》，傅王露的《西湖水利》、《西湖堤塘》，查祥、杭世骏的《两浙海塘通志》，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琅玕的《海塘新志》等，果然，人以文传，千古不朽。

总之，在险象丛生，艰难困苦的治水斗争中造就了一批为民造福，受人纪念的杰出人物，构成了浙江人才的特色之一。

在农业社会中，手工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浙江漫长的手工业发展历史中出现了不少杰出人才。据学者考证，吴、越为我国最早开始铸剑的地区之一。越国人欧冶子为著名的冶匠，工于铸剑，名闻天下。浙江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区，绍兴是铜镜出土较多的地区，“会稽师鲍作明镜”，“师郑豫作明镜”，据考证，郑豫是汉代绍兴著名的铸镜师。在众多产业的发展中出现了一批杰出人才，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如丝绸业，三国孙吴的沈珩（武康人）、陆逊多次进谏发展蚕桑。南齐建德县令沈瑀“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梁书》卷五十三《沈瑀传》）。造船业，如汉武帝曾召令朱买臣前往会稽郡“治楼船”，山阴人贺齐为当时造船能手。建筑业，有著名建筑师喻皓。制茶业，唐代陆羽的《茶经》，使制茶业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酿酒业，最著名的杜康（少康）作秫酒，据说即在今禹王庙旁的女以家村。后来，章万润等也成了著名的酿酒师。此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杰出的代表人物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在近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事业，因而势必会出现一批金融人物。浙江的金融人物不少在全国是举足轻重的。这些金融人物大都出现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据《浙江省金融志》收集的重要金融人物114人中，宁波47人，湖州11人，杭州17人，绍兴10人，嘉兴9人，温州3人，衢州3人，金华4人，丽水、舟山各1人，其他7人。宁波籍中尤以镇海、慈溪、鄞县、余姚最为突出。宁波秦汉时称鄮，据《十道四番志》称“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以贸加邑为鄮。宁波滨海通航、腹地广阔的地理环境和民间经商的传统、开放的意识造成金融人物的勃兴。根据旧志记载，明州三面际海，带江汇湖，土地沃衍，后“生齿日盛，地之所出，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光绪《鄞县志·风俗》）。这些金融人物，大都既克勤克俭，又机智灵活，善于应变。如叶澄衷（镇海人），学徒出身，后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之一；朱葆三（黄岩人），14岁去沪学艺谋生，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之一，后还任中华银行董事长、浙江银行总经理，上海法租界破例将一条路改名为“朱葆三路”；严信厚（慈溪人），早年为学徒，后发起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为该行总董之一；虞洽卿（镇海人），7岁丧父，15岁到上海当学徒，光绪三十四年（1908）筹组四明银行，后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秦润卿（慈溪人），学徒出身，后任福源钱庄经理、中央银行监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金润泉（萧山人），幼年时为钱庄学徒，后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也有少数人由学易商，事业有成。如叶景葵（杭州人），曾中进士，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达30年之久；陈叔通（杭州人），清末翰林，后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俞寰澄（德清人），清末举人，后任中国银行副总裁。金融人物的成长有的与政治有关，不少人由于支持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功成而崛起，也有的因支持汪精卫政府而导致身败名裂。

浙江人事业有成之后，常常会乐善好施，济贫帮困。越大夫范蠡，灭吴之后，弃官经商，三致千金，又散尽家财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浙江的金融人物同样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不少人在功成发迹之后，不忘桑梓，关心家乡建设。如严信厚在家乡举办不少慈善公益机构，其子严子均继其父遗愿，将部分遗产捐作慈善事业。叶澄衷逝世前决定捐银10万两、地20亩兴办学堂。虞洽卿在家乡创办学校，对贫苦学生免收学杂费，并救灾赈荒、创办诊所、扩路、植树、造桥。黄楚九创建上海急救医院，向贫民施诊舍药。王子余与他人合作在绍兴办“难童教养所”。蒋抑卮逝世前将莫干山一幢大型别墅赠给浙江兴业银行作为同人疗养院。秦润卿在家乡慈溪创办云华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及保黎医院。竺梅先在抗战期间创办难童教养所，自己出资。包玉刚先后在宁波捐资兴办宁波大学、包玉刚图书馆、中兴中学，建造兆龙大桥、兆龙公路等。以上人物关心家乡建设说明他们在聚财致富的同时，注意对德性的追求，这是儒业与商务的沟通，说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

六、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人才的涌现

教育、文化事业与人才的涌现是相互关联的。教育育人，而杰出人才的大量出现又使“文化之邦”生生不息，长盛不衰，不时增添绚丽的色彩。

几年前，我主编一套《浙江文化丛书》，其中有一本《浙江十大文化名人》，经研究、商定，这十大文化名人为：王充、沈括、陆游、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鲁迅。应该说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历史发展来看，浙江文化的传播首推宗教。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文化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浙江人的祖先于越人崇拜鬼神，有“春祭三江，秋祭五湖”之说，不少人物的出现与宗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浙江古刹众多，而古刹的声名远播，常常与名僧的驻锡、护持密不可分。从佛教来说，约2世纪就有西域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入浙传化佛教。公元575年，高僧智顗入天台山讲经。陈太建九年（577），陈宣帝下诏赞智顗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隋炀帝笃信佛教，对天台山国清寺的智顗十分尊敬，其高足灌顶，承师之业，整理著述多卷传世，使天台宗广为流传。唐、五代至宋，历代帝王以朝廷名义支持佛教，使杭州佛寺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东南佛国。有诗僧韬光、“僧中十哲”之一的道际（即西岭和尚），还有圆修、寰中、道峰、法说及径山开山祖师法钦等，应该说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他们是分不开的。唐代诗僧拾得、寒山，作风疏狂，自成一格。从道教来说，浙江的名山胜水吸引着一代名士。东晋时，道教在杭州建舍结庐，发展较快。葛洪择宝云（石）山结庐（抱朴庐）修炼、传道。郭文隐居大涤山，修道10余年。许迈于余杭悬雷山立精舍；钱塘人杜子恭奉五斗米道，传道治病，影响甚大。唐、宋期间，知名宫观增多，著名道士云游频繁。元、明期间，全真道传播。富阳人、道士黄公望，传教于西湖南山，后扩建洞霄宫殿堂，成为全国著名宫观。清代、民国时期，道教虽然趋于衰落，但仍有一批高徒播道于浙江。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浙江素来重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办学，一种是民间办学，两者相互促进。五代吴越国设国学，聚图籍。南宋建都临安，立太学、宗学、武学等。据有关著述称：浙江的地方官学以永嘉郡学为最早。唐以后，府、州、县学广泛设置。据雍正《浙江通志》载，浙江77个府、州、县建置中，已建立府、州、县学74所，基本做到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

为适应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要求，外加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思，在戊戌变法前后，浙江出现一批民办和官办的新学。杭州知府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塾（授普通学科），开近代教育之先风。据统计，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办有各类普通学堂1120所，有学生39285人。

辛亥革命后，浙江教育以省教育会为核心组织，学界不断解放思想，推行新学制，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体系。建国后，教育事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为浙江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浙江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宋康定元年（1040），胡瑗在湖州办州学，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开实学实用之新风；王开祖在温州东山之麓讲学授徒（后人在其地设东山书院）；吕祖谦、陈亮、叶适主讲于丽泽、五峰、石洞等书院；明王阳明、刘宗周讲学于稽山书院、蕺山书院；清黄宗羲讲学于绍兴证人书院和宁波甬上书院，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等等。这些人都在不同时期对浙江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在家乡创办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蚕学馆，后与他人共同创办瑞平化学堂，为办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辛亥革命前后，蔡元培得风气之先，曾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乐育英才，桃李满天下。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该校后更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高举文化革命旗帜，提出学校当由“哲人统治”，摆脱官府，走教育独立之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主张以培养知识广博的通才为目标，采用德、智并重，教、训合一的方法，容纳各种学派，罗致各方人才，发扬求是精神，并度过了浙大最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金海观，提倡“文以养生，学以明生，用以保生”，主张将工场、学校、社会融为一体。

上述浙江的教育事业，对造就人才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

浙江经济繁荣，兴教重文，刻书业发达，藏书宏富，而且佳山胜水，格外迷人，神话传说十分丰厚，这对于激发人的灵感，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人辈出可以说是浙江人才的重要方面。谢灵运隐居上虞东山，尽幽居之美，开山水诗之先河。沈约将四声用于诗歌格律。“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四明狂客”贺知章、“苦吟诗人”孟郊都是浙籍人士。宋代词人周邦彦，诗人陆游，画家马远、夏珪等开一代之新风，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有词流传，有明确籍贯可考的词人共867人，浙江占216人，居全国首位。除了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外，有张先、陈亮、王沂孙、张炎等，主宰了一时词风。以宋诗论，有西昆体的代表人物钱惟演；以“梅妻鹤子”著称的林逋；南宋诗坛翘楚陆游；“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浙江的词家诗人大都以纤细、灵秀见长，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风土人情有着密切的关联。

宋代浙江的绘画与诗词发展相辅相成，尤其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绘画为宫廷和士大夫所追求，也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出身于绘画世家的南宋画院待诏马远，将山水画推到一个新高峰。他常以山之一角、水之一涯，表达全景，富有诗意，人称“马一角”。钱塘人夏珪，工画人物，尤擅山水，常用“拖泥带水皴”，取半边、一角之景，人称“夏半边”。元代赵孟頫一家三代大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并称为元四家，其中黄、王、吴为浙人。明代戴进、吕任、陈洪绶、蓝瑛等的书画，在全国也称得上独领风骚。

元、明、清三代，浙江的文学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据统计，宋、元时期，浙江有著名文学家42人，明代有31人，皆居全国首位；清代有33人，仅次于江苏的43人。高明的南戏《琵琶记》；徐渭的诗、文、书、画、南曲和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洪升的戏曲《长生殿》；王济、屠隆、高濂等的传奇；杨讷的杂剧；戏曲理论家李渔、王骥德、臧懋循、吕天成、祁彪佳等；凌濛初的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和金丰的《说岳全传》；王冕、杨维桢、张煌言、查慎行、袁枚的诗歌；朱彝尊、厉鹗、毛奇龄的词作；宋濂、刘基、方孝孺、茅坤、王思化、张岱的散文等，都有极大的影响。在当代，除鲁迅、茅盾之外，有著名诗人刘大白、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著名小说、散文家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夏丐尊、丰子恺；著名戏剧家宋春舫、夏衍、应云卫、焦菊隐等，在文学上都有出色的贡献。

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也有很大影响。不少人怀着悬壶济世，嘉惠病人的高尚情操从事医业。唐开元中，四明（今宁波）人陈藏器对唐《新修本草》加以补遗增订，撰《本草拾遗》10卷，为本草学上一部重要著作。北宋吴兴人朱肱于大观三年（1109）著《南阳活人书》，从经络、脉象、阴阳、治法等方面阐明《伤寒论》奥义。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元代朱震亨，家居义乌丹溪，早年学作声律之文，才思敏捷，后由儒从医，拜杭州名医罗知悌为师，在实践中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医学理论，著《格致余论》等，被后世称为医界“金元四大家”之一。近现代西风东渐，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得风气之先，随着西医药的传入，出现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西医药专家，为中西医结合开创了道路，为中国医学历史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浙江近代中医有出身于世医家庭的医林泰斗何廉臣，他勤于著述，50年间完成30余种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有名医范文虎、裘吉生、施今墨、叶熙春、陈无咎、史沛棠、余厚泽、魏长春、奚复一、张望、洪式闾等。有我国合成西药的创始人张辅忠、著名病理学家谷镜汧、外科学先驱沈克非、著名生理学家朱壬葆、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等。这些名医有的扬名于京城，有的驰誉于沪杭，为广大人民所信赖和敬爱。

七、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斗争中，“时势造英雄”，出现一批杰出人物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持续不断的。浙江自从开发以来，历史上曾经是重赋之区，唐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也”。清朝时嘉善一县赋税总额多于顺天府、贵州全省，而地仅及顺天府的数十分之一，贵州省的数百分之一，故有“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全国”之说。统治阶级的剥削、掠夺，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因而农民起义史不绝书，出现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唐农民起义的女首领、睦州人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其妹夫章叔胤为仆射，一时声势浩大。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浙东人裘甫，先后攻克象山、剡县（今嵊州）等地，发展到3万人，建制32队，年号罗平，铸印“天平”。宋代方腊，睦州青溪人，雇工出身，在洞源起义，自号“圣公”，年号永乐。义旗一举，四方响应，不久扩军几十万人，攻占6州52县，东南为之震动。嘉善县在清咸丰三年（1853）曾发生韩德全起事，宣统三年（1911）发生姚庄乡民抗暴。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成了外寇入侵的桥头堡，民族斗争的前沿地带，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出现了不少英雄人物。有的虽然不是浙江人，而在浙江英勇杀敌，建功立业，名扬四海，如戚继光、王锡朋等。时势造英雄，地域也会造英雄，如抗倭大将、临海人杨立，抗英的三总兵之一萧山人葛云飞。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在抗击日寇入侵的斗争中牺牲惨重，在新编的市县志中均予以列名传世，《嘉善县志》将规模巨大、流芳千古的嘉善阻击战阵亡官兵的姓名、籍贯、职务载入志书。

总之，战争是极具破坏性的，无疑会摧残人才的成长，但不能否认，残酷、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也会造就一批叱咤风云的英才。

八、浙江人才是否出现过断层

如果对浙江人才发展作长期的历史的追踪考察，可以发现，浙江人才的发展基本上是持续前进的。但也并非是完全直线上升，也有它的盛衰期。

公元前400余年的越国可以说是人才的辉煌时期，越国国王允常在位长达60年，善于吸收中原各地先进生产经验，发展农业、冶炼业、陶瓷业、纺织业等，“越之兴霸自元（允）常矣”。其时还有范蠡、文种、句践、计然、欧冶子、西施等，真是群星璀璨。可是到秦和西汉之际，浙江人才却寥若晨星，著名人物屈指可数。据《金华市志》、《台州地区志》、《宁波市志》等人物传记载，这一时期均无人物立传，《绍兴市志》记秦和西汉时期立传人物也仅有朱买臣和郑吉二人。据缪进鸿之统计，秦汉时期我国杰出学者河南22人，陕西18人，山东16人，河北10人，四川6人，浙江4人。为什么春秋时期人才众多，到秦汉时期却出现断层？原因是多方面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并对原来越人居住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使越地元气大伤。同时，秦汉之初，经济开发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对东南一带，对今浙江地域不甚重视，因而仍处在“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的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之中，影响人才的涌现。

西汉末年，中原纷争，为了避乱，北人南下。因道路险阻，往往来则安之，定居江南，因此人口增加，人才涌现。三国吴，在浙江境内兴修水利，引进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发展较快，经济重心南移，进一步促进人才的涌现。《浙江人物简志》收录人物自东汉严光至南朝顾欢，共83人，其中有不少著名人物，如王充、马臻、孙策、孙权、虞喜、沈约等，堪称人才济济。中唐以后，浙江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更有大量人才出现。及至南宋定都临安，无论科举人物、文人学士、史学、哲学等，浙江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此后，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学东渐，浙江更是人才辈出。至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一代宗师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茅盾等均出自浙江。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浙江拥有辉煌的人才群体，如今却有些逊色。据1995年底统计，全省各地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43.4万人，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才仅有327人，低于全国每万人368名的平均水平。平均每万名职工人才拥有量也只有1531人，少于全国平均数10个百分点（《浙江日报》1997年2月7日）。1987年全国6407个硕士点中，浙江仅占168个，居全国第12位；全国1830个博士点中，浙江仅占56个，以省为单位统计，也居第12位。上述现象的出现是与浙江这些年来对人才问题的认识，以及浙江教育、文化的投入、所奉行的实际政策措施分不开的。满足于浙江历史上的人才辈出、人杰地灵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其实，人才历史发展有起有伏是正常现象，不可能永远不变，问题是要深刻认识它，并采取得力措施，制订规划，切实加以解决。

九、浙江人才的地域不平衡性

浙江尽管地域不广，但由于历史、文化及江河山脉的阻隔，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点，这是正常的。因此，同属浙江人，其内涵却是不完全相同的。前人曾将浙江人分成两大块，以钱塘江为界，浙东之民性格坚韧、强硬，浙西之民则较之文静绵密，具有一定的道理。著名地理学家临海人王士性对浙江地域和人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杭、嘉、湖平原水多，是泽国之民；金、衢、严丘陵险阻，是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而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裂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平。”（《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第8页）明代人这段概括的论述，对于了解浙江不同的民风以及人才的状况是有帮助的。譬如，宁波、温州等地受四明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影响，注重经世致用，民善经商，宁波帮、温州商人历来活跃在海内外。尤其是宁波商人，思想开拓，手腕灵活，顺应潮流，敏于趋时，又能敦重乡谊，同舟共济，因而事业有成，影响深远。杭州、绍兴人则以文人学士居多，文采风流，足智多谋。湖州称得上是书画之乡，从三国曹不兴，南朝张僧繇，元朝赵孟頫夫妇，清代沈钰、吴昌硕，到现代沈尹默、诸乐三、费新我等。台州民风强悍，历史上武进士之数多于文进士，勇于斗争，政界、军界人物较多；同时地处天台山麓，名山古寺、宗教人物赓续不断。

浙江各地人才出现的不平衡性，大致与一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传统习惯情况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不平衡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才的交流将逐步缩小，走向趋同，但这仍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怎样扬长补短，发挥地域优势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十、关于浙江的“反面人物”

浙江素有地灵人杰之称。人杰堪称人物的主流。但是在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尖锐的斗争中，英雄从来都是与奸雄相对立而存在的。将反面人物一笔勾销不入志、不入史，是不妥当的（如岳坟前长跪不起的王氏，为桐乡人，在历代桐乡县志中却查不到）；简单化地全盘予以否定也不是科学的态度；脱离历史实际，不顾史实盲目为邑人翻案更是不可取的。

在省、市、县人物志的编纂过程中，对人物争议最多的是“反面人物”，难点也是“反面人物”。

“反面人物”是一个带政治性的概念，但是客观存在，一般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的。从浙江的特点来看，南宋后期、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出现过一些阻碍历史前进、不顾民族大义、巧取豪夺的反面人物。

南宋后期，国事堪忧，有的大臣却守着西湖，构筑舞榭歌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谓“庸庸重绅，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浑然一体”，史家有所谓“咸淳无正史，德祐少完人”之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出奸雄。众所周知，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出过权臣贾似道，以及国家危亡时，求罢不允，径自回乡的左丞相王爚、乘夜出走的右丞相章鉴等。

辛亥革命时期，一方面出现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也出现革命的反对派和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浙江是国民党核心人物的老家，不少人物影响巨大，却站在人民革命的对立面。对这些人物应该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将他们的言行及实际影响载入史册。如果不重视对反面人物的记述，人物研究将是跛脚的、不完整的。

对反面人物的研究，除了要深刻分析社会状况、历史原因外，更要着重研究他们在客观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失足的，从中可以引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来源：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