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编纂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志》编辑部

主编：《浙江省社会科学志》编辑部

总述

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社会文化积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门类繁多，源远流长，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科学决策依据的重要作用。

一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遍布东南亚一带的“百越”文化的发祥地。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早在5万年前（一说10万年前），在浙江西部山区一带，就已经有了被考古学界称之为“建德人”的古人类生存和活动。约在7000年前至4000年前，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于越文化的主流，后来又与浙江中西部金衢地区以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的两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和融合，形成了浙江文化的源头，并且建立起可以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史前文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被推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考古发掘材料和学者研究结论表明，良渚文化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生长繁衍在这块丰腴土地上的浙江人，勤劳进取，不断开拓，创造了丰富和优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使浙江很早就成为我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美誉。历史上的浙江，既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育的摇篮，又是人才荟萃之地。①

社会科学如果没有人类理性思维的长期发展，没有前人的实践经验和开拓创新精神所积累起来的思想素材，是不可能产生、发展和繁荣的。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众多杰出人才的涌现，浙江确有一段辉煌的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历史。浙江先哲们的杰出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影响所及远不限于浙江一隅，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学术思想的形成时期：先秦至秦汉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角度来说，浙江地区起步并不算早。这主要是由于浙江地处我国东南，与中原交通不便，文化交流受阻，曾被认为是“南蛮鴃舌之地”。民俗既异于中原，与中原也没有广泛联系。其独立发展的过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句践的业绩，既奠定了越国的政治地位，也为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汇和日后发展确立了基础。越王句践的著名谋士计倪，立足于天道观，曾提出了不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带有规律性的观点。越国大夫范蠡强调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主张人道必须顺应天道。这种天道观在当时来说，是很先进的，这是一种积极的追求，是谋求人生与宇宙和谐的有价值的理论表述。范蠡的经济循环论，有说是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学说。而“待乏”原则也是有名的贸易理论。浙江学术思想的正式形成，是在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末年，北方战乱，大批北方士族和大量农民、手工业者避乱江南，使中原文化与浙江文化开始融合，成为浙江文化发展的一个契机。汉和帝年间，吴、会地区“学风炽盛，人才备受重用”，“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和重要著作，其突出的有《文子》。《文子》一书作者虽不可考，但应是产生于越地的思想著作，书中讲究“怀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诚”，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属于秦汉时期流行的黄老道家思想体系。东汉哲学家王充痛恨虚妄，反对天是神明的说法，提出天和地都是固定的物质性的“体”，无所谓尊卑高下；在哲学体系中也运用“气”的概念，认为“气”为“体”所包含，万物皆由天地阴阳二气相合产生。着重驳斥当时谶纬迷信宣扬的生而知之说。主张感观经验是知识基础，重视理性思维，强调用“效验”、“证验”作为检验知识可靠性的标准。著作宏富，但除《论衡》外，皆已失传。书中不仅针砭流弊，抨击积习，还大量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成果，从而使他的哲学，尤其是元气自然论和重事实效验的认识论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王充是汉代官方哲学的反对派，其广泛的哲学批判和经验实证主义的认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当时思想界的迷雾。浙江是道教思想发源地之一。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把“大易”、“黄老”、“炉火”三家理论参照会同而契合为一，形成了一套丹经理论体系。此书早已为各国科学史文献公认为世界现存最古的炼丹著作，称得上是“丹经之祖”，不仅为道教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其生命哲学理论对后来中国哲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也是两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前者记载吴越两地民情、地理、城池、冢墓、建置等，内容涉及吴国、越国的农业、渔牧业、林业、手工业生产情况和句践兴越灭吴的经过，是浙江最早，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后者则是融编年、纪传、本末为一体的特殊史书，叙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句践的史事。尽管两书采用了大量传闻异说、虚妄之事，很难视为信史，但两书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浙江古民族的兴亡史和优秀文化，而且反映了与吴越民族相关的春秋列国的部分历史和文化，反映了列国之间的关系。这对研究整个春秋史也有一定价值。

（二）学术思想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继秦汉后，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五代，浙江已经成为我国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主要地区，为在两宋时期成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朝代更迭频繁，社会混乱，史称“三百六十年混战”。而南方，特别是浙江保持了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和发展。饱受战乱之苦的北人大量南迁，带来了较之西汉末年更大规模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东晋南朝时，浙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较快发展。江南已成为国内范围最大、经济最发达的新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对峙的局面。浙江此时，无论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学术思想而言，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因社会动乱而衰微，在经学复兴过程中，浙籍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代表人物除沈重、沈峻、贺玚外，尚有沈麟士等数人，其中以沈重成就最大。东晋时代，道教的发展颇为迅速，不仅从早期粗糙的以驱邪治病等巫术礼仪为特征的民间形式逐渐走上注重理论建设，而且《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等“三洞”经典开始形成并流传。在这个过程中，浙籍学者陆修静、孙游岳、顾欢等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佛学方面，支遁的般若学、谢灵运的《辨宗论》、慧皎的《高僧传》，影响都很大。史学方面，适逢魏晋南北朝各国重视修史之时，浙江史籍和史家盛极一时，堪称大家的有虞预、沈约、谢沈、谢灵运、慧皎等人，而以沈约成就最大。史学成果包括《晋书》、《后汉书》、《梁武纪》、《宋书》等国史的编撰和地方志的编撰。地方志是这一时期浙江史学的一大特色。人物传记有虞预的《会稽典录》、谢承的《会稽先贤传》等；地志有贺循的《会稽记》、谢沈的《吴越记》等；记述山林名胜的专志有贺循的《石篑山记》、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等。魏晋南北朝时，玄学与佛学炽盛，而以玄学为主流。其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是祖籍会稽上虞的嵇康。其他如沈约在诗歌理论、创作及文学活动上均有杰出贡献。

隋唐五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随着江南运河的开凿以及大规模兴修水利，浙江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杭州成为“东南名郡”，绍兴成为江南丝织业中心，越窑青瓷达到当时南方青瓷业的最高水平。“安史之乱”，北方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持续发展。韩愈有言：“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浙江自隋唐迄五代，经济文化发展持续不衰，道教与佛教也发展到极盛时期。唐末五代，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位极重要人物是浙江的杜光庭，他提出儒、释、道三教无别的思想，反映了三教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唐代佛教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涌现了一代佛学宗师，形成了天台、唯识、华严、禅、净土等八大宗派，而浙江僧人则是天台、华严、禅宗派别的主要代表。尤其是以浙江天台山命名的佛教天台宗，是我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于唐代播扬海外，对日本、朝鲜等国的佛教均有重大影响。天台宗的建立，是我国佛教走向成熟的最早标志。该宗的创立应归功智顗。智顗著作甚多，主要有《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是为“天台三大部”。

（三）古代学术思想的鼎盛时期：两宋

978年，吴越国亡。继隋唐五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两宋时期，浙江文化和学术思想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北宋时期，全国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已移至南方。而两浙地区则是北宋最富庶的地区，是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由于农业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国内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国家岁入的四分之一来自两浙。以丝绸为主的纺织业在全国首屈一指，不仅花色品种繁多，而且质量也居全国第一。除纺织业外，茶叶加工、造船、造纸、冶铸、制瓷、酿酒等业无论规模、质量均居全国之首。交通发达，贸易繁荣，明州（宁波）、杭州既是国内贸易大港，也是国外贸易重要口岸。及至赵宋王朝偏安江南，定都临安，北方文化大规模南移，使中原数千年文化精华荟萃于此，遂使浙江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学术昌盛，人才辈出，蔚为大观。

学术思想方面，北宋学者冲出自汉以来的经学窠臼，重返先秦儒学精神，掀起了一股新儒学思想运动。其先驱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继而有“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而浙东则成为传播和发展这次新儒学运动的最重要的地区。开启理学先河的胡瑗门下，如滕元发、顾临、徐中行等，皆浙籍学者。北宋的浙东学派始自“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永嘉儒志经行二子”（王开祖、丁昌期），继之则有“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以周行己为代表的“永嘉九先生”，开重视实用之学的先河，其经世致用思想为以后永嘉学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基础。至南宋，一方面朱熹理学出现并逐渐确立其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事功学与心学两股革新思潮。事功学起于浙东，大体上有两派：一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以经制言事功”的永嘉学派；二是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陈亮的事功之学在南宋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其基本特点在于强调人事对现实世界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主张王霸杂用。由于事功学与朱熹理学的根本冲突，当时被视为异端而遭排挤。但事功学派影响之大，在当时可与朱熹的理学、陆象山的心学鼎足而立。而浙江作为心学的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地区，早在陆象山之前就有心学思想倾向的出现。其中张九成创立的横浦心学，不仅是象山心学的前导，也为以后象山心学在浙东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既不脱离心学注重主体精神的立场，也反映了浙江文化所具有的务实精神和特色。主张心理合一、发明本心的心学形成后，主要在江西与浙江两地传播发展，在江西是陆象山三兄弟为代表的心学主流；在浙江则以横浦门下史浩等为著。浙江心学虽属支流，但仍为心学传播重要地区。陆象山高足“甬上四先生”（舒璘、沈焕、袁燮、杨简），在南宋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甬上四先生”宗于陆学，但又各有不同。金华学派的主要代表吕祖谦主张理心兼蓄、以心御气，力图“调和朱陆”，并在知识价值观上重视实用，并极重史学研究以求变革。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在学术思想上则与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南宋，朱熹学说在浙江也有广泛传播。在宋元之际，浙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有慈溪黄震和金华何基等“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可算是宋端平以后，闽、浙、赣地区朱熹后学的翘楚。黄震虽宗朱学，但不死守朱学，而金华“北山四先生”号称朱学嫡脉。金华朱学至许谦以后，失去了理论创造精神，使朱学走上末路。在经济学方面，两宋时期也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其中尤以货币思想较为突出，这同当时浙江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诸如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永嘉学派周行己的货币理论；叶适对传统经济教条包括井田制思想、“轻末”思想等的批判和反对抑制兼并政策；叶李曾草拟钞币条划，请发钞币以代替会子流通，但宋人未能采用，及至元世祖时才被采纳。我国与西方国家一样，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都曾有个思想启蒙过程。南宋的事功学和心学倡导了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期理性萌芽所需要的现实精神和主体精神，明清时期社会科学与实学思想的发展及近代人文主义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出现，正是沿着事功学和心学所开辟的近代理性道路而前进的。当然，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出现尽管很早，但启蒙的道路是漫长、曲折和艰难的。

两宋时期，浙江不仅学术思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且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都有极大发展，并有不少杰出人物和科学成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沈括，他精研科学，用功极勤，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伟大科学家。他的著述大多散佚。《梦溪笔谈》集其一生研究和见闻的精华，涉及天文、数学、历法、地理、地质、水利、物理、生物、医药、军事、文学、史学、考古及音乐。

两宋期间浙江学术的繁荣，文化事业发展对其也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浙江是宋代刻书业最发达地区之一，与汴京、四川、福建、江西同为全国刻书中心。有官刻、私营刻书业和主要由寺院主持的民间刻书业，这对学术文化传播作用甚大。藏书在宋代浙江也盛极一时，官藏至南宋时，超过汴京国家藏书，私家藏书则首推浙江。南宋时，书院、学校特别发达，几乎取代官学而成为主要教育机构。宋代名儒往往集中在书院中讲学，故其影响远远超过官学。学校教育更远胜他省，几乎县县有学。而地方史志编纂到宋代也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史志著作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完备，均居全国首位。仅志书即有近200种之多，府府有志。

（四）学术思想开始走向近代的转变期：元明及清前期

元明清三代，浙江的学术风气很盛。在元代，学术风气南方重于北方，而南方尤以江西、浙江为最。在经学方面，浙江与宋代相似，以宁波、金华两地为最。金华有北山一派，以宗朱学为主；宁波则有四明之学。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王应麟，是吕祖谦后学中成就最著者，《困学纪闻》是其史学代表作。经济学上有王祎的金银铸币论，在其《泉货议》中首先肯定货币是关系国家命脉，“不能以一日废”的事物，可算是我国历史上主张行使黄金白银铸币的第一人。叶子奇在明初狱中写成的《草木子》一书，认为纸币要能通行，必须以“钱币为之本”，即今之兑换纸币概念。他坚决反对元代的不兑换纸币制。

明代学风，以浙江、江苏、江西三地最盛，史学与哲学一样，也以浙东为盛。清代浙江学术风气较之宋元明更为昌盛，与江苏同为清学的发祥地和根据地。浙东学者偏重于史学，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为浙东学术的中坚。

自元代至明初，思想界的特点是朱陆合流和事功学与心学合流。前者是普遍现象，后者则是浙东学术的一个特点。朱陆合流是由于朱学处于官学地位，宗朱学可成为仕途捷径，迫使陆学变朱，就其实质主要是心学向朱学让步，当然也有朱学向心学的转化。而真正代表思想进步与发展的则是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此两者合流则克服各自思想缺陷，进一步启蒙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是浙东学者王阳明。他把南宋以来心学与事功学两大启蒙思想融会贯通，建立起一个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道德知识论与践履论相统一的，圆满精致的伦理型哲学体系，体现了对孔孟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积极态度和创造性理解，既集陆学之大成，又实际上宣告了理学的终结。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学实为学术思想界之主流，对明清学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启蒙作用。朱舜水超出“汉学”、“宋学”，脱出朱王门户，以经世致用为倡导的学术思想，不仅对日本学术影响甚大，对我国近代维新运动也起了重要作用。浙东史学在清代曾鼎盛一时，这是由黄宗羲开山，经万斯同、邵廷采传承，全祖望、邵晋涵发扬光大，最后由章学诚集大成的史学派别，在浙江文化史以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其基本特色为倡经世，尚实用，重考信，溯源流，贵博雅。进入清代以后，浙江经学研究风气极盛，出现了所谓“汉学”思潮，即主张以训诂名物考据的方法治经，推崇汉儒经说，反对宋明以来以义理说经。到清乾嘉时期，此风尤甚。梁启超曾说，清学（主要指清代经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汉学最后之壁垒亦在浙江。浙江经学研究之先驱乃黄宗羲，黄氏哲学上接王阳明，近承刘蕺山，一洗晚明讲堂锢疾，开拓出学术思想的新风貌与新格局，成为新时代学风的一代先锋，在政治、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及数学、天文、历律诸方面均卓有创获，而其政治思想与史学贡献，是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光辉一页。他倡导疑古考辨，胆大心细，既重义理，更重实证，极富启蒙意义。此学在康熙年间，得到胡渭、姚际恒、毛奇龄进一步弘扬。随着清朝统治者进一步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到乾嘉年间，学者的创造力、疑古辨伪精神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经学走进专门考证文字的死胡同。浙江经学家大多投入以名物、训诂、校勘、辑佚为主的经学研究，其突出人物有卢文弨、严可均等。随着传统经学的僵化，针对其弱点，起而批判者首推浙东学术巨子章学诚。继之而起的是今文经学的发端。而此时，坚守传统汉学的最后代表人物则为俞樾和孙诒让。

浙江经济在宋末虽有破坏，但元代很快恢复，并有了更大发展。至明清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雇佣劳动大量出现，农村和市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成为国内最早产生商业经济的地区之一。经济发达使浙江学术文化发展更贴近时代的脉搏。批判中世纪思想的启蒙哲学和人文主义，这一时期在浙江兴起。特别是明清时期，基督教大规模地传入我国，基督教徒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使中国学人第一次较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文化。随着西学东渐，带来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当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出现了理论危机。而浙江一些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学人便开始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中那些科学、哲学知识，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推李之藻、杨廷筠、黄宗羲、朱舜水等。李之藻、杨廷筠通过对数千年中国学术的深刻反省与理智思索，从启蒙角度赞扬西学，主张“借鉴西方，改造中国”，以西学来“补儒易佛”，并翻译了一批西方著作，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闸门，显示了浙江进步学者探求文化发展的开放精神。而黄宗羲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实行社会改革，闪烁着民主启蒙思想的光彩，对我国近代启蒙运动起了重要启迪作用。在西学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新旧两派的激烈论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促进中西文化交融，对浙江已经萌发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不仅推进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也发展了“明故求理”的自然科学，树立务实求证的科学学风。

元明清时期，浙江文学艺术成就亦属灿烂，大家、名作层出不穷，与江苏一起成为全国文艺创作活动中心。随着近代启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文艺作为启蒙思想的表现，具有两大倾向：一是世俗化；二是冲破传统礼法，表现出强烈的自由倾向。明清时期，浙江出现了一批出色的戏曲理论家，总结戏曲创作经验，最为突出的当推李渔。他的戏曲理论紧密联系创作与表演实际，有较完整的体系。所著《闲情偶寄》论述戏曲结构、音律、语言和演唱技巧，提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主张，是我国戏曲理论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汤显祖最为著名的《牡丹亭》，即《还魂记》，据浙江学者考证，就是汤在浙江遂昌任知县时创作的。明清两代，有些戏曲作家模拟汤的文词风格，被称为“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余姚人吕天臣，是晚明戏曲理论家，曾撰《曲品》两卷，评品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南戏与传奇的作者和作品。

在文化事业方面，元明清时期，浙江为全国出版事业最发达地区之一。明代私家藏书十分兴盛。元代，浙江书院居全国第一；清代，书院、学校更是遍及全省。

元明清时期，浙江思想文化进入向近代化转变时期，启蒙思想萌芽也早。但由于明清之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阻碍文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严重影响了浙江文化向近代化转化、发展。元代立国之后，继续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特别在学术领域内，轻视汉儒，竟将之列在娼妓之下，所谓“九儒十丐”。清代对学术发展压制更加深重。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由于历来浙江学术昌盛，思想活跃，清统治者对浙江知识分子的控制和打击就特别严重。1774—1783年的10年间，浙江一省进行过24次大规模的收缴、查禁、销毁书籍活动，被毁焚书籍达538种、13862部之多。至于文字狱则更为酷烈，清初三大文字狱案中的两起发生在浙江，即庄廷《明史》案和吕留良案；此外尚有查嗣庭案、汪景祺诗案、丁文彬逆词案、齐周华著书悖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楼德运《河山氏谕家言暨巢穴图略》案、林立功捏造诸葛碑文案等等，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钳制了学者们的言论，阻碍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另一方面闭关锁国。海禁和禁教政策对中外文化交流，以至中国文化发展都起着极大的消极作用。明代虽有海禁，但并不严格，有弛有张；清前期不然，除康熙年间有30年短暂的有条件开海之外，其余时间基本上厉行闭关锁国。初期虽出于政治、军事方面考虑，后期则纯属排斥外来文化的心态。因此，浙江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十分艰难。

浙江学术文化思想在向近代化转化过程中虽然历经艰辛，但依然曲折前进。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迅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就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看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②。农民运动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封建士大夫营垒中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和接受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趋向救亡和启蒙，起而揭露、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倡导社会变革，提倡新文化、新学风，推进文化向近代化转化。这些人士中最杰出的是龚自珍。他继承和发扬了明清之际黄宗羲等的反封建民主思想意识，并将之推向新的高度。他于清王朝虚假升平之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其现实弊政、腐朽没落及其摧残人性的专制本质，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他把学术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不仅宣告了长期占据学术领域的脱离现实、埋头故纸堆的考据学风的结束，更直接开启了近代爱国主义文化思潮，不愧是近代突出的启蒙思想家，对晚清的改良运动也有直接影响。

（五）中西文化融合和发展时期的浙江思想文化：清后期及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个多世纪中，浙江的思想文化呈现了反帝、反封建，救亡与启蒙的波澜壮阔的学术思想态势。围绕着这一历史主题，出现了群星荟萃的壮丽景象。从“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梁启超语）龚自珍，到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领袖的鲁迅，其间孕育、涌现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巨人。俞樾、孙诒让、章太炎、沈家本、蔡元培、秋瑾、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杜亚泉、陈望道、马一浮、马寅初、范文澜、李叔同、茅盾等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标志了浙江思想文化发展的新水平，代表了学术前进的新方向。他们的成就各异，但在全国以至世界都有较大影响。他们大多是集爱国志士、文化战士于一身，融炽烈的爱国激情、迫切的变革要求、勇敢的思想启蒙为一体，构成了浙江近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新的挑战。历史严峻地提出了中国、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和追求“真知”的学风浸润下，一大批较早觉醒的浙江仁人志士振臂而起，力倡变革。

龚自珍开风气之先，首倡变革。沈家本接踵其后，力促清末变法运动，主张实事求是对待西学西法，超越了“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偏见。提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之为愚”。并且制订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法、狱政法等，在近、现代法的历史性变革中，创千古绝流，开一代风气，为人权法制的崛起导夫先路。章太炎既系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又是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家和古文经学派的大师，造诣之深，当世鲜与其匹。就其社会地位而言，更重要是倡言革命，是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积极投入变法图强，与当途斗、与乡愿斗，七被追捕，两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尤其是在任《时务报》撰述期间写了大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等，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作了舆论准备。并曾主持过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鲁迅曾评价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是近现代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秋瑾是伟大的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所撰写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诗文，笔锋雄健，感情奔放。她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妇女解放，鼓吹革命。认为妇女解放斗争必须和革命斗争相结合；妇女要真正解放，在经济上和人格上必须独立。钱玄同、沈尹默诸人倡导白话文运动，极大地促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

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是浙江近现代思想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与汇合的大态势下发展的又一特征。浙江学人的实践，大多既重视泰西之学，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既注意、倡导新学，也不笼统摒弃旧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兼容并包，而又随着时代变化和需要，确定先后主次。

俞樾、孙诒让是国学的一代宗师。其学熔铸今古，是乾嘉以后的汉学大师、汉学殿军。而俞樾的学生章太炎等人在熔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章太炎主张“摭拾诸子，旁采远西”，“凡事不可弃王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

继章太炎后，王国维等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特别是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西方的优秀文化。王国维是最早参照西学的方法来治国学的人。共有著作62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有40种。他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力主把中西古今熔于一炉。他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守旧的一面，但在哲学、史学、地理学、美学及甲骨文研究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他对经学、文字、训诂、考据、音韵、目录、版本诸学的研究，可以说是集清代三百年学术之大成，其成就超越了乾嘉学派的段玉裁、王念孙诸人，达到朴学的峰端。“中国当代理学大师”（周恩来语）马一浮，早年留学美国、日本，并出游德国柏林。归国后，专研国学，对儒学、佛学、文学、哲学造诣极深。抗战时期，讲学于浙江大学和四川复性书院，著有讲演集《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及问答集《尔雅台答问》等。他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位杰出代表。

浙江的近现代思想文化高扬反帝、反封建大旗，积极倡导对国民性的改造，努力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推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对国民性改造倡导最力者当推鲁迅。他深切感受到在封建宗法制度和传统积习束缚压抑之下中国国民性的扭曲和异化，保守、愚昧、落后、自私、迷信、麻木等构成了国民性劣质方面。他痛感于必须改造国民性而由“医人”进而立志于“医国”。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呐喊》、《彷徨》以及大量投枪、匕首式的杂文，反映了时代精神，反映了他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在鞭挞中包含着同情，在哀怜中深寄希望。他以新的形式表达了新的思想内容，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为新文学的一代作者作出了榜样。茅盾是中国新文学的巨匠。茅盾的文艺理论自成体系，其核心是文艺要扎根于生活，要深刻、完整地表现时代，作家要创造性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坚决反对概念化和墨守成规。夏衍在戏剧和电影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作为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毕生与教育事业相始终，他时刻着意于从培养新式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改变中国的面貌。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对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的现代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的学人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蔡元培外，还有张元济、杜亚泉和任鸿隽。张元济毕生倾注于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实践，是一位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学者。甲午战争后，始终以提倡西学为己任，卓有成效地介绍和传播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编印了大量新式教育的教科书，出版了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杜亚泉早年提倡新思想，倡导物竞天择的进化论。1900年就在上海办起了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的科技大学——亚泉学馆，编辑出版了中国首家科学刊物《亚泉杂志》，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任鸿隽是中国提倡近代科学的另一位前驱，于1914年创办《科学》杂志，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他曾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复提倡科学精神，并强调其五个显著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的知识界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浙江学者在翻译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进入我国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德文版《资本论》，是浙江学者马一浮于1903年从国外带回杭州的。我国第一部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由浙籍学者陈望道在他的家乡义乌翻译，后在上海出版发行的。陈还与他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30—40年代又有许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浙江积极活动。如杨贤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著译活动，提倡运用教育作为一种武器进行改造旧制度的革命，并译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等（用李膺阳笔名）。邵飘萍曾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还有不少浙籍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索我国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是在多次到家乡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骆耕漠等在浙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出版了一些书刊。沈志远的《新政治经济学大纲》在建国初大专院校经济学教学中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下简称建国后）到本志书的下限1988年，共39年。近40年来，浙江的社会科学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重视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的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由于多种原因，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甚至在某些时期内还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较之它可能和应该得到的还相距甚远。

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

建国初，浙江的知识界满怀对旧社会反动统治的义愤和对新社会的热忱，决心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努力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积极投入党在50年代所领导、组织的一系列政治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变世界观，并且积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知识界和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又有大批新干部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育。早在1949年5月，就建立了浙江干部学校，后来相继改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浙江行政学院，最后并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此后，又陆续建立了各类专业干部学校多所和一些训练班，采取大规模的短期政治理论训练和业余、离职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习和教育。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借以达到转变世界观的要求。及至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③的正式确立，党对干部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组织过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12章等内容的学习，以便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1961年，全省各级党校共培训包括县以上领导干部23万余人次。从1953年开始，全省各高等院校为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先后开设政治理论课，系统讲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帮助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逐步完成，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展开，党的领导试图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求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学习内容也在逐步变化发展。1956—1957年，曾一度以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以及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主要内容。所有这些学习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原来的学习进程被迫中断。在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之后，才又反复强调要总结经验教训，恢复被破坏了的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价值规律，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先后组织干部学习了《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主义著作以及《关于党内生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干部。

总的来说，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从建国初到60年代初，对组织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转变世界观，是十分重视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当时邻近一些省市曾先后派专人来取经。这些措施也是推动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举措。但是，从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把干部教育纳入到政治运动轨道，挫伤了干部学习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干部学习和培训工作。尤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作右倾保守，进行不适当的批判，严重挫伤了知识界的积极性。在全国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其中最早的一次是1951年5月开展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而开了文化思想战线上进行错误的政治批判的先例。1951年11月开始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此后，1954年10月《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1955年2月在对俞平伯、胡适批判的同时，又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批判，并且把它作为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围绕胡风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讨论，变成对胡风的政治讨伐。1955年3月，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提出在各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这些批判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伤害了许多积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浙江的社会科学界，开始时队伍不大，但素质较好，基本上由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培养起来的党的和非党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熟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二是建国前在旧社会大专院校或研究单位从事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老专家，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学术造诣很深，也很有成就，过去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经过多年教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育和科研工作中，作出了新的贡献，是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一支重要力量。三是建国后党培养出来的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在浙江社会科学队伍中人数最多，比较系统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科学工作中的新生力量。这批人主要分布在大专院校、党校、干校以及党和政府的实际工作部门，包括经济领域的各部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不少人受到伤害。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依然奋斗不懈，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从事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理论读物，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后，浙江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除了上述大量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外，主要是从下列两个方面起步和发展的。一方面是同大专院校、党校、干校的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进行的。这些单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结合教学需要，对许多实际问题，以及学科建设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探讨，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推进了学科发展。特别是文史领域一些学术造诣很深的老专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有关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出了不少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中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有：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和《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王焕镳的《先秦寓言研究》（中华书局，1959年）、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等。严群、沈炼之、王承绪、陈学恂等学者也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是实际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努力在基层从事调查研究，不仅写出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概括出许多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对实际工作起到了决策参考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浙江社会科学研究的环境在不断改善，条件也逐步得到完善。1956年，党中央提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执行，使广大的知识界深受鼓舞。同全国一样，浙江也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积极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等著作和文献，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表了不少论著，参加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争鸣与讨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科学进军，广泛深入地制定了许多研究规划，力图在未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大显身手。现在尚可查到的当时资料有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印发的浙江省1956—1967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规划草案，其中包括教育科学规划草案；农业经济科学研究专题规划草案；历史科学研究10年远景规划草案；图书馆学研究工作12年规划（初稿）等。这些规划中提出研究的问题，除本学科范围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外，还有像两类矛盾、发展地方工业经济问题以及浙江10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等数十个研究项目。在浙江省1957年科学研究计划草案中，除农、林、牧、水产、医药卫生、工业、理科部分外，还专设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所列研究项目近百个，参加课题研究的人员达145人，其中副教授以上47人。这批研究项目不仅数量多，且内容广泛，指导思想比较明确，既有浙江具有优势的传统基础学科的理论问题，更多的则是联系浙江实际的重大现实问题。可惜的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这些计划未能执行下去。

与此同时，浙江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科研队伍也有较大的发展。省委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于1958年6月16日正式成立。内设经济、历史、哲学、语言文学4个研究室，属分院领导。并于1963年创办浙江省建国后第一家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浙江学刊》。稍早一些建立的还有省、地、市委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政治研究室或调查研究室。群众性学术团体，浙江50年代仅有历史、考古、教育3个学会，60年代初又新建了经济、哲学学会。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虽经省委批准，但未曾正式建立。1959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曾就“语言社会本质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等问题举行过学术讨论会，还与省委党校联合召开各大专院校宣教工作讨论会，探讨了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协作问题。杭州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曾就“美学范围、对象及辩证关系”、“陶渊明、王维评价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中国封建制度问题”等内容开展过讨论。杭州大学和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举行过“关于对曹操的评价问题”讨论会。省历史学会、省哲学学会曾就“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和新县志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问题”组织过座谈和讨论。国际学术交流较少，据现有资料，这一时期仅有少数国外学者来访，而来访者又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学者。

总的来说，浙江社会科学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在起步基础上逐渐发展，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如果没有环境的变化，是会不断前进的。可是，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左”倾错误思想日益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原来的发展进程被迫中断。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即使在浙江社会科学逐步发展的50—6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受到教条主义学风和现代迷信的影响，以至后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并且把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给社会科学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所谓“革命”，从文化、教育战线开始，扩大到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领域。它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使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的破坏。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刚刚起步不久的浙江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遭到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表现在通常说的社会科学的“硬件”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软件”方面的破坏，即颠倒了理论是非，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从而败坏了社会科学的声誉和风气。

在十年动乱期间，浙江的社会科学遭受严重破坏。首先表现在刚开始起步的一切研究工作计划、一切已经确定的研究课题，统统被迫中止。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遭到冲击，被迫解散，刊物停办。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被迫中断，资料散失，人员下放，有的同志还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批判和斗争。与社会科学研究紧密相关的大专院校，尤其是文科院校，更是面临着灭顶之灾。学校被拆并，教师队伍被打散，校舍被占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遭受严重破坏，并连续多年未曾招生，造成了后来的社会科学人才一代断层。

其次，鼓吹“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全盘否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和党的理论工作。诬蔑理论战线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攻击社会科学工作者是“贩卖封资修黑货”，各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是“修正主义教研室”，杭州大学是“培养儒家子弟”的“孔庙”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更是横遭迫害，浙江不少著名学者、专家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游街、批斗，承受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至死者也不乏其人。浙江的社会科学人员结构中，多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党的教育与培养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也同样逃脱不了这场浩劫，稍一不慎，即遭批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篡改，把广大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作脱胎换骨的改造，以致广大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不仅不可能去探索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且拖垮了一整代的知识分子，给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第三，十年动乱中，对社会科学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最为深远的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篡改，理论是非和思想界限被搞乱。这种被篡改搞乱的思想和混淆的理论是非之多，决非一篇文章可以尽加罗列，现择其要者概述之。

1.唯心主义、现代迷信盛行，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原因，是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本本上的片言只语为依据，从“语录”、本本开始，逐步演化到以人言、长官意志、权力大小以及他们树立的某些“样板”为标准。抽掉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制造现代迷信，颠倒黑白，愚弄人民，践踏真理，这不仅使社会科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根本上取消了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存在，而且也造成了人们对于社会科学事业的极大怀疑和轻视。

2.形而上学泛滥，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到荒谬的地步。哲学只能讲矛盾的斗争，不能讲矛盾的统一；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合二而一；甚至根本推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只能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不能讲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讲缩小差别，不讲承认差别；只讲政治挂帅，不讲经济规律；只讲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不讲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讲扩大公有制，不断地割私有制尾巴，甚至连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也被作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横遭批判，无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也是不同阶级对立统一的社会；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也可能采取调节矛盾的措施；即使在近代也不能讲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进步性。到70年代，更是捏造出一系列儒法斗争的公式，诸如儒家保守，法家进步；儒家反人民，法家爱人民；儒家是唯心主义，法家是唯物主义；儒家是投降派，法家是爱国派，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经济规律和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歪曲了客观世界的真面目，也抽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发展的必要前提。

3.政治动乱频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这种革命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把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状况，绝对化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处理一切，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了。这一理论严重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造成了政治动乱频繁，使社会科学研究失去了稳定的客观环境。

但是，就浙江的社会科学队伍的情况来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高压和迫害的境遇中，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也并非逆来顺受，随声附和，更不是紧跟鼓噪的。在那艰难的10年中，他们或者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为捍卫自己从事的崇高的社会科学事业而宁折不屈，承受许多非人折磨而甘之如饴；或者沉默冷静地思考面临的一系列怪现象，表示消极反抗；或者冒着极大风险，以各种曲折形式，来进行不同程度的斗争。尽管形式各异，共同之点是坚信总有一天会“日出江花红胜火”，再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辉煌。

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那些苦难的岁月中，经过艰苦的努力，70年代依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或者是为后来的科研成果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资料准备工作。其中尤以考古发掘和研究令人注目。1982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是在1973年至1974年和1977年至1979年进行的两期发掘基础上确定的。河姆渡遗址经用碳14测定，其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之久，是长江下游最古老、内涵最丰富的一支稻作农业文化。1975年在杭州召开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其第四、三文化层可以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突破了原来将一切都归之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影响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多元的新观点。此外，不少从事与现实问题关联度较小的专家、学者，虽然当时身居陋室，甚至是“牛棚”之中，在诸多条件均极恶劣的客观环境下，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依然不懈地收集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资料，并进行可能的分析整理和初步的理论思考。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浙江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或传统优长学科之所以能迅速地发表、出版不少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是与众多的学者、专家对他们所从事专业的强烈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分不开的，也是同这些学者、专家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坚忍不拔，顽强奋斗，努力进行理论思考紧密相关的。长期坚持在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虽然身受高压政策之苦，但在涉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和问题时，依然不避艰险，实事求是，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和自己的见解。这类文章和工作报告为数不少，比如论述宣传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农业八字宪法”、干部参加劳动等文章，都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反映。至于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历了十年苦难历程之后，内心蓄积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四人帮”一被打倒，那种出自内心的激情，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类型的批判文章大量涌现。

四

改革与开放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浙江的社会科学界与全国一样，在经受了建国以来的空前浩劫之后，迅速开始复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科学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日益显现，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在党的领导和重视下，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繁荣社会科学的强烈事业心、使命感的内在动力推动下，浙江的社会科学界努力医治“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严重创伤，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这个时期到目前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阶段（1976—1978年）

这个阶段主要是端正思想路线，初步澄清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和篡改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四人帮”被粉碎后，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迅即奋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斗争，澄清被他们搞乱了的理论和思想。中共浙江省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十分重视加强理论工作。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有：

1.广泛听取理论工作者的意见，探讨加强理论工作的具体措施。早在1977年11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就开始组织召开在杭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听取理论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1978年1月初，省委也召开了同样性质的座谈会，揭批“四人帮”破坏理论工作的罪行，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理论工作。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加强理论工作的具体措施，并于1月中旬召开了加强浙江理论工作动员大会。会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代表省委作了题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篇重要讲话，号召全省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努力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工作。

2.举办各类批判会，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黑白的一系列反动观点，拨乱反正。其中有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写作会议，与会人员曾撰写10余篇文章，有些文章先后在《浙江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公开发表。还有一系列与各学科有关的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讨论会、批判会，如哲学学会的阶级斗争问题讨论，经济学学会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以及杭州大学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讨论会，都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等内容。

3.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浙江省委批准建立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建领导小组，负责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了的原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商景才任组长，程炳卿、魏桥、孙信华任副组长。筹建组在进行大量筹建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4.组织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著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于1978年4月举办了地、市、县委宣传部长学习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篇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讲习班；1979年9月，省委又举办由部分省委常委、地市委书记以及省级机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的经济理论读书班，主要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等经典著作，历时20余天。学习中，根据体会写出报告，主要内容有：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搞经济建设还是搞阶级斗争，这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二是路线决定经济规律，还是经济规律决定路线，这是经济建设中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是不是越高越好，生产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这实际上是承认还是不承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客观规律问题；四是社会主义生产是为生产而生产，还是为需要而生产，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本质的问题；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要限制、缩小，还是要大大发展，这是能否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六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消极等待，还是积极试点，这是当前经济工作能不能打开局面的一个突出问题。

5.发动全省理论工作者和干部积极投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1978年7月，省社科所（筹）组织在杭理论工作者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会上，就这一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以及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继之，省社科所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向省委常委汇报“全国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精神，省委领导提出在适当时候召开全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会。9月，省社科所（筹）有关同志根据省委常委学习《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联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体会，撰写了报道，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省社科所（筹）领导小组成员王凤贤以及浙江大学孙育征先后在杭州以及其他地区分别就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情况作专题报告，听者甚众，影响颇大。10月初，省委宣传部在杭州召开全省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会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代表省委作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重要报告。报告除了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意义外，着重提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破除“以本本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以风为标准”、“以典型经验为标准”的错误认识。在这次会上，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恢复和新建了哲学、经济、历史、教育4个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举办多期领导干部学习组，联系实际，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对于我省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显著推动作用。此外，浙江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又在多种场合，积极从事各种理论问题的探索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一时间，全省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空气极为活跃，盛况空前。

6.为了充实和壮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严重削弱了的理论队伍，经省委讨论批准，扩大全省理论工作者编制200余人。通过考试，招收一批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青年人，送省委党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分配到有关理论宣传、教学和研究单位，充实社会科学队伍。其中涌现出一些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7.为了加强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推进浙江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程炳卿、魏桥在参加第一次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问题座谈会后，迅速在省内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并且以浙江省社会科学筹建领导小组为主，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多方征求意见，多次开会讨论，制订了《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草案（1978—1985年）》。确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应用上，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双百”方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加强应用研究，重视基础研究，在应用中打基础。并且提出了“六五”计划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1983年的重点研究课题。浙江“六五”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项目有：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研究，社会学和法学研究，文学、美学和语言学研究，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教育学和教育问题研究等6个方面。1983年的重点研究课题包括：浙江经济发展战略，工商关系和经济效益，浙江农村经济问题，浙江渔业经济，浙江港口经济，浙江人口与劳动就业问题，旅游经济，青少年犯罪问题等160多项。

（二）迅速发展阶段（1978—1988年）

这期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浙江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虽然也还有些小的曲折和起伏，但总的趋势是迅速恢复、发展和不断深化、提高的。1979年初，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启迪下，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努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省委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主持召开全省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理论工作经验，促进各类学科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与全国一样，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两个阶段召开，前一阶段主要是总结30年来浙江宣传理论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分清理论是非；后一阶段主要是在学习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话精神的基础上，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研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薛驹在会上就学习邓小平报告中的几个问题，包括形势、调整和加速发展、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等问题，作了长篇重要讲话。以后，省哲学界以及其他一些学会又相继就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民主与法制等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并逐步发展深化，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风险包括克服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不断把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引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光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仅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也极大地激发了浙江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学习、宣传这一理论的热忱，成为浙江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改革和建设问题的指导思想，推进了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发展。1984年，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决定，省社会科学院、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相继成立。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亦于1987年建立。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规划逐步实施，使浙江社会科学研究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轨道，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质量不断提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是唯一的全省性的、综合性的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组建以来，积聚了甚为可观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者、专家，其中有不少年轻有为的中青年学者。这些年来，该院研究机构逐步发展，研究领域日益拓展，研究队伍日渐壮大，不仅成果倍增，且不少论著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因此在促进全省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建立，是浙江历史上的第一次。1958年，省委虽然曾决定组建浙江省社联，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正式建立。省社联的建立，对于数量日益增多，活动日渐频繁的群众性的社会科学各类学会、研究会组织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它能更好地发挥对各类学会的领导、组织、协调作用，使学会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的10余年，是建国以来浙江社会科学发展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学术交流也日渐活跃，省内、省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物质保障的社会科学事业建设虽然仍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无论是从队伍的培养、学科设置、研究机构完善、科研组织工作的管理，还是图书资料、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与运用方面来看，都是浙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学术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通俗读物共1538部，论（译）文、调查研究报告29615篇。其中有不少获得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奖励、表彰。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四次评奖活动（详见附录）评出的优秀科研成果，就有一等奖30项，二等奖124项，三等奖445项，荣誉奖10项。另据部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实际工作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其科研成果获得各类全国性奖励的共有108项。其中国家部门奖36项，全国性学术团体奖72项。

从全省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看，浙江社会科学研究10余年来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浙江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之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转变。逐步破除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或以经典著作中现成结论来诠释问题的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加强现实问题研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认真联系实际，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上，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步形成了浙江数十年来少有的比较活泼的学术空气。他们不仅对浙江具有优势的传统学科，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一些学科建设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出了不少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成果，尤其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关注的热点，有不少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在研究方向上，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预测性研究相继引起广泛的重视。长期被冷落的学科以及随着社会科学发展而出现的众多的新兴学科，近年来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日渐增多，学科建设有了长足进步。研究方法上，包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的方法以至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在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吸收和运用。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热烈拥护、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并以这一光辉理论为指导来探讨各个学术专业的理论问题和各类实际问题。不仅对这一理论本身和诸多原理，如发展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时代特征论以及“一国两制”论等的研究，有一些重要论著问世，而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探讨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并出版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著，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十三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12个科学观点。雷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他在1984年底主持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一书。先后发行过三版。该书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各种基本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1988年，雷云又主编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一书。此外，尚有雷云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集》和蓝蔚青的《马恩列斯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演变》等论著。更多的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著则是在本志下限时间以后发表的。

（2）有浙江地方特色的学术研究成果突出。较为重要的成果有：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研究。对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及其所开创的浙东学派的研究，过去是很薄弱的。近10多年来，发展迅速，每年均有一批成果问世。由沈善洪任主编、吴光等编校的《黄宗羲全集》共12册300多万字，经编辑、校点后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年来发表有关研究黄宗羲的学术论文数量甚多，不仅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生平事迹、历史贡献等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而且浙东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的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浙东学派研究已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仓修良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是从史学角度系统研究章学诚的专著。浙江宋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的研究成果，更引人瞩目。全省宋史研究人员围绕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人物、学术文化、典章制度，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徐规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北宋著名诗人、文学家王禹偁的专著，材料丰富，考证精确，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吴越文化研究，虽开展较迟，但进展快，成绩显著，董楚平撰写的《吴越文化新探》一书，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如夏文化中有先越文化因素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近几年来，地方志研究在旧志整理、新志编纂以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都出了大量成果，目前已正式出版的新编方志、旧志整理和方志学论著已达数十部之多。其中有《浙江简志丛书》，包括分县、人物、地理、教育、文物、风俗、土特产、地名等8种。如徐规、陈桥驿等编的《浙江分县简志》上、下两册，魏桥等编的《浙江人物简志》上、中、下册，王士伦等编的《浙江文物简志》等。《浙江简志丛书》的编纂出版，被誉为全国编修地方志的创举。新编《建德县志》为浙江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在1986年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被选送给中央领导同志。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成就也很可观，其中较为突出的主要有70年代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和80年代余杭良渚遗址的研究。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出土文物除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艺术品、编织品外，还发现了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和大量稻谷。它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是迄今所知长江以南年代最早、内涵最丰富的一支稻作农业文化，它有力地证明了长江下游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有关“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不少，如《河姆渡遗址发掘报告》等。余杭县境内的良渚遗址自1936年发现之后，80年代得到考古界尤其是浙江的考古界学者的深入研究和保护。最近，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现场考察后评价为“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是“秦俑第二”。发掘出大量随葬玉器，出现了人殉、陶文，特别是琮、璧、钺为代表的大型玉制礼器，象征着神权、财权、军权的结合。对鲁迅、茅盾等浙籍作家的研究，浙江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鲁迅研究开展较早，重点对鲁迅的文艺、美学、教育、哲学思想和创作理论、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对鲁迅生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和鲁迅与国外文学比较研究，也有一定影响。茅盾研究发展迅速，主要对茅盾文艺思想体系和创作特征进行较多研究，史瑶（包维岳）的《从<蚀>到<子夜>——创作方法上的一个跃进》，是全国较早对茅盾创作方法的发展进行考察的论文。此外，对柔石、殷夫、郁达夫、冯雪峰、夏衍、艾青、巴人、林淡秋、陈学昭、许钦文、戴望舒、徐志摩等现代浙籍作家也广泛地开展了研究。以朱新予为代表的浙江丝绸史研究，在全国有一定地位。我国第一个丝绸史研究室建于浙江，并招收硕士研究生。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是我国较早研究地区性丝绸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专著，在国内外均获好评。以光复会为重点的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及其续辑，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3）应用研究日益加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重视加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希望通过大量的应用研究，来解决我国及浙江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以期社会科学的自身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实现。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浙江有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迅猛发展。1985年6月，由省人民政府主持，省经济研究中心、省计经委、省科委、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社科院、省社联联合组织的“浙江省经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是浙江历史上第一次大型战略问题研讨会。重点论证了浙江经济建设总体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方针、重点和战略措施，以及产业结构、地区生产力布局等问题。这是内容最广泛、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研究课题，先后全部或部分参加调查研究的人员达数百人，涉及到众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以及许多实际工作部门、教学和研究单位。其主要研究成果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1986—2000年）》，曾作为省委、省政府文件下发。继之而起开展此类研究的有：山区、海岛、港口、流域、部门经济，跨市地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跨省区的发展战略合作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这些研究及其成果，除少数报告不宜公开发表外，绝大多数均已刊出，对全省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浙江的乡镇企业近10年来发展很快，是70、80年代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引起理论界学者、专家的极大兴趣和高度的关注。对乡镇企业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发展战略、运行机制以至产业结构、技术改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曾有过广泛深入的探讨。全省各地乡镇企业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重点和研究方向。以家庭工业为主要特点的温州城市和农村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了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温州模式”，在它的产生和发展中，曾有过曲折，遭受到许多非议和责难。实际上它是一种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新路子。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努力从实际出发，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探讨它的成因、特点、作用、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对策，支持它的发展。这些年来，有关“温州模式”的专著、论文、调查报告发表甚多，张仁寿、李红的《温州模式研究》课题即将完成。此外，由程炳卿主编的《乡镇企业发展战略文集》，李基固主编的《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研究》等著作，在省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其他诸如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组织的产业结构与政策的调查研究，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方民生、葛立成主持的“浙江省海岛经济开发研究”，由钟儒等主持的贫困山区发展问题调查研究，陆立军主持的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现状与对策问题调查研究等等，都曾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肯定和赞赏。与社会现实问题十分密切而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的社会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尤其对青年（包括青少年犯罪研究）、妇女、婚姻、家庭、城市社区等问题研究，有一定影响。其中以谷迎春为主承担的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重点课题《城市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究》，从多种角度提出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对策，为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城市建设的决策提供了咨询依据。一向被忽视的法学研究，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全与发展，研究工作也随之展开，研究力量也日益壮大，近几年来特别在经济法、刑法、劳改劳教法、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等领域的研究，均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马绍春的经济法学和胡建淼的行政法学研究在法学界有一定影响。人口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建国后曾被忽视，研究工作多年来没有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角度研究人口问题，如人口素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婚姻、家庭与人口的关系等内容，都成为研究者的热点课题。王嗣均的人口地理学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4）传统优长学科研究继续发展。浙江在文、史、哲等学科研究方面，历史久，基础好，某些学科研究成果，在国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如敦煌学研究，浙江系全国敦煌学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早年就有浙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敦煌遗书的编辑、刊布、考证和研究。姜亮夫师承王国维，一生致力史学、语言学、敦煌学和楚辞研究。30年代曾赴欧，访求散失域外的敦煌卷子，有关音韵学的文献资料所获尤多。经过多年整理和潜心研究，50年代曾出版过一批有影响的著述。近10余年来，又有新著《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出版。前者填补了敦煌学理论研究的空白，后者是姜亮夫尽毕生精力搜集从莫高窟开窟到近代的有关史料的汇编。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开拓了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敦煌文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填补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被《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果。在姜、蒋影响下，浙江敦煌学形成了侧重于语言文字研究的特点，杭州也成为全国敦煌学语言研究的中心。词学研究，一代词宗夏承焘从30年代起就专攻词学，既继承了传统词学的研究方法，又对传统词学研究作了重大的革新和开拓。他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词乐、词律、词史，使传统词学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对当代词学研究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夏毕生著述近千万字，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30种，其中《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等，都是当代词学的重要著作。其学生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为建国以来系统总结和完善词学研究体系的第一部专著。以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姜亮夫为代表的浙江楚辞研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姜对楚辞学作过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50年代出版《屈原赋校注》7卷，被学术界称为最有代表性的诠释本，日本、香港等地都曾大量翻印。80年代出版的《楚辞学论文集》，是姜在楚辞学领域作全面、系统深入和多角度研究的结晶。而《楚辞通故》80卷，全书计10部56类，180万字，图440余幅，涉及天文、地理、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考古、民族、风俗学等多学科，对楚文化作全景扫描，并以此作为楚辞产生的背景，全面体现姜亮夫先生“以楚证楚”的治史方法。郭在贻的《楚辞解诂（续）》，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优秀成果二等奖。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研究，近10年来进展很快，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80年代初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学术讨论会和80年代末期举行的阳明学国际研讨会，均由浙江学者组织发起，并在浙江境内召开。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是研究宋明理学两大派别之一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学术专著。以严群为代表的浙江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严群系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通晓古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长期从事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一生著译甚多，其中《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一书，因对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的分析有独到之处，曾获得欧洲哲学史界的好评。陈村富与人合著的《希腊哲学史》四卷本将陆续问世。比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是浙江教育学研究中的强项，两专业分别于1984年、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博士点，王承绪、陈学恂为导师。他们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专家。王承绪主编的《比较教育》，填补了当时我国比较教育教材的空白。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是研究近代教育史的重要工具书，为国内外教育史界所推崇。由沈炼之开拓的浙江法国史研究，在国内史学界有一定地位。沈自1933年留法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法国史的翻译研究工作，不仅编译甚丰，且培养了一批法国史的研究人材。40年代他编著的《法国革命史讲话》，是我国第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由沈任主编的《法国史》即将出版。目前，他们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和丹东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国内同行所公认，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名列全国第一或填补了学科的空白或获全国性嘉奖。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话本小说的专著。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之一。王学启等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开拓了国史研究的新领域。世界史前史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缺门，毛昭晰参加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等专著中的原始社会部分，为上述领域填补了空白。徐朔方的《论汤显祖及其他》，获第一届全国戏曲理论著作奖。同时还有一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沈文倬对《礼记》、《仪礼》、《周礼》的研究，游修龄对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陈桥驿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杜修昌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俞明仁对《资本论》的研究，夏基松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王维贤、倪宝元对现代汉语的研究，蒋风对儿童文学的研究，丁建弘对德国史的研究，王元骧对文艺理论的研究，谢宝森对朝鲜朱子学代表人物李退溪思想的研究，万斌对法理学的研究，陈学文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吴光对黄老哲学的研究，赖金良、王永昌对认识论、价值论的研究等。

（5）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起步稍迟，但发展甚快。近10余年来，浙江对这些学科的研究甚为重视并很活跃，成果也较为丰富。如旅游经济研究，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而发展。旅游从过去被作为外事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产业，而旅游经济问题以至旅游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也随之起步并迅速发展。这10年来，浙江对旅游事业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发展方针、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调查和探索，并出版、发表了一批专著、论文和调查报告。浙江水产资源丰富，渔场辽阔，海洋捕捞和淡水养殖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近10余年来，在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下，积极开展渔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他们针对渔业体制、水产品流通、渔业生产结构等方面的改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调查研究和学术讨论，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其中如《渔业经济管理》等著作在全国均属第一部。不少调研报告和咨询建议为决策部门采纳，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较快，环境保护问题也日渐突出，因此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志士学人共同探求既促使经济增长又优化环境的科学途径，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其中童宛书、黄裕侃编著的《环境经济问题》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环境经济学专著，作者开创性地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和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环境问题，提出了环境资源论、环境价值论、环境效益论，颇有新意。卫生经济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是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浙江研究者主要对医疗卫生劳动的性质、卫生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卫生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医院成本核算和价值补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研究成果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周文骞等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陆续展开。

这10多年来，浙江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就除了反映在本志学术编所设各章、节及其记述之中外，还有一些研究内容及其成果，限于篇幅和体现本志指导思想，不可能全部设章、立节，详加记述，仅在此予以简述。

（1）年鉴、辞书、丛书的编纂出版。继省经济研究中心主编的《浙江省情（1949—1984）》之后，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又共同主编《浙江经济年鉴》，后易名为《浙江年鉴》。该年鉴是一部具有公报性、科学性、权威性的大型资料工具书，是逐年记载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史册，出版至今，未曾间断。此外，尚有地区和部门年鉴，如《杭州年鉴》、《浙江统计年鉴》等。这些资料书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省或地区的缜密连续的资料，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辞书的编纂也很有成绩，比较突出的有《汉语大词典》的编辑工作。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开始着手筹备编写《汉语大词典》一书。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五省一市的有关单位共同编写。全书5000余万字，共分13卷，共收汉语词语37.5万余条，是一部体现出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皇皇巨著。它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结晶，也是我国辞书出版史上的壮举。编辑工作历时18年，于1994年出齐。浙江的编写工作是在《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浙江省委宣传部、省出版局自始至终领导了浙江分工内容的编写工作。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语言工作者有1000余人，仅浙江一省就有200余人。浙江参加编写的人员单位主要有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温州师范学院和中共台州地委宣传部。在为该书收集资料阶段，宁波、绍兴、嘉兴、金华、丽水、舟山6个地区建立编写组。在进入编写阶段之后，浙江分担了寸部到支部的25个部首的词目，后又增加了人部等部首的部分词目。从第3卷开始，实行分省定稿，浙江负责第6卷除水部外的全部稿件和第7卷前面三分之一部分稿件的定稿。浙江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虽然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始终以大局为重，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终于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完成了编写、审稿、定稿、统稿等一系列任务，共完成汉语制卡近百万张，编写释文6万余条，分工复审定稿5.5万余条。此外，除《教育辞典》、《古书典故辞典》、《儿童文学辞典》、《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唐宋诗词评析词典》等在各有关学科专节中有记述外，尚有陈桥驿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辞典》、林正秋主编的《中国饮食大辞典》、洪湛侯、祝鸿熹主编的《文史工具书辞典》、王美涵主编的《税收大辞典》、仓修良等主编的《史记辞典》等都将陆续出版。丛书的编纂中尤以《当代中国的浙江》的编辑出版更为艰巨。《当代中国的浙江》是《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中的一卷，主编为商景才，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通知部署和编写的指导思想，于1984年年底开始组织编写，198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4个部分，7篇42章，约90余万字。内容结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及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该书是对浙江省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行全面、真切的记述和系统、科学的总结的一次尝试，在《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中是较早出版发行的一卷，曾受到省内外有关人士乃至海外人士的关注，认为该书体现了“概述全貌，突出特色，分析矛盾，总结经验”的编写特点，对于了解、研究、建设浙江，推进浙江各项事业发展，颇有裨益和启迪。

（2）新闻学研究。浙籍学者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学研究方面，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金华人邵飘萍、杭州人汪康年等，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报人。邵早在1912年就曾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并有《新闻学总论》等著述传世。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浙江起步并不太晚。早在1958年5月，杭州大学建立之初，就设置了新闻学系。以后，几经变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新闻学教学被迫停课，新闻学研究亦遭窒息。及至1978年4月，《浙江日报》与杭州大学联合创办了三年制的新闻专修科，培养新闻人才。1981年，建立《浙江日报》新闻研究室，1988年改名浙江省新闻研究所，开展有关新闻理论和业务工作的调查研究，办有《新闻实践》双月刊。并曾举办过有关新闻价值、新闻的指导性、记者的采访活动等问题的研讨会，也曾就有关改革宣传报道、新闻宣传存在的问题以及报纸二版改革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活动，写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80年代中后期，杭州大学正式恢复新闻学系建制，组建新闻研究室，加强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浙江的新闻学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日渐提高。主要有张大芝《新闻理论基本问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该书立论正确而有创见，在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受到同行的好评。

（3）民俗学研究。浙江是我国早期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蔡元培、鲁迅、刘大白、茅盾等浙籍学者，都曾探讨过民俗学问题。早在1930年就有浙籍学者钟敬文等发起在杭州成立中国民俗学会。近年来，浙江民俗学研究续有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支有数十人为骨干的基本队伍。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编纂风俗志和风俗词典；调查越地特有的民情风俗；开拓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考察与民间娱乐活动有关的风俗；研究少数民族，特别是畲族的风俗等等。有关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少，如1986年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有关民俗方面的专志《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4）领导科学研究。领导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在我国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创建的。浙江对这一学科的研究，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为主。通过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出版了《领导科学纲要》、《县级领导学》、《科学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领导的得与失》等著作。其中于1985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的《领导科学纲要》，曾得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肯定，先后再版达10次之多。该书从领导活动的主体、过程和方法展开论述，对领导科学中如领导概念，现代领导者的素质、结构和领导体制，领导的决策、组织、检查职能，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2.学术交流活动

在浙江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的同时，作为社会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交流，包括省内、省际之间以至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都有了迅速发展。学术交流既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要求，又是学术研究水平的反映。而学术交流发展的结果，又会反过来推进学术空气的活跃，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以来，省内的学术交流活动，较之50—70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50—70年代中，省内社会科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左”的错误思想影响，迄未真正发展起来，学术会议为数极少。近10年来，学术交流活动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学术空气远较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活跃，据粗略统计，各类学术讨论会达1000余次。这类活动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它的广泛性，一是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二是主办单位面广。除了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类专业学术讨论会外，各类学术团体的年会、成立大会、名人纪念会、专家报告会等也大都同学术研讨结合在一起，使这类会议带有较强的学术讨论性质。其他如各类培训班、讲习班及专题讨论会、重点课题研究实施过程中的研讨会等等，亦均带有学术探讨性质。举办单位除了专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外，政府有关部门也不定期地举办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学术讨论会。这种情况，不仅说明了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发展的态势喜人，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正越来越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和支持。在这些学术活动中，有两类问题备受重视，讨论的次数也多。一是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学科和优长学科的学术问题，诸如浙江历代思想文化名人的思想研究和浙江历来在全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科或重大学术问题，如宋史、宋明理学、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敦煌语言学、丝绸史、法国史、教育学等。这反映了浙江原有的优长学科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新发展起来的一些具有一定优势的学科有了较大的新拓展。二是浙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新经验，诸如温州模式研究、乡镇企业研究、人口问题、体制改革、金融、农业、旅游、渔业等众多的实际问题研究，这也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这类讨论，主题明确，内容广泛，质量也逐年提高，不少问题在讨论中提出的对策建议，颇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的已为领导决策部门所采纳，甚至成为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方针和政策指导思想。与此相联系的各部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问题也广泛受到重视，曾举办过多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讨会、报告会。

省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虽不及省内学术交流之盛，但亦呈蓬勃发展之势。由于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又为著名的“文物之邦”，全国各地来浙江作学术访问、讲学，以至合作研究、合作编书等日渐增多。仅就全国性重大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看，10年来在浙江举办的有54次。这对浙江学术界了解全国各地学术研究信息，开拓视野，活跃浙江学术界思想，促进浙江学术发展很有益处。这类学术交流活动，早期以浙江优长学科和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思想探讨为多，近年来以探讨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较多。同时，以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知识传播为主体的会议为数亦不少。

国际和海外学术交流，也有较大发展。较之改革开放之初有三个重要变化。一是由单向交流转变为双向交流，你来我往；二是由单纯的学术考察、访问向合作研究发展；三是交流的国家和地区，交流的学术领域日渐广泛。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的国际学术交流主要凭借“旅游之地”的优势，国外旅游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来访人数较多，其中不少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这类来访者多半带有学术交流性质，包括学术报告、学术座谈等，使浙江的学术界获得不少国外近期的社会科学信息，增加了不少新知识。近几年，这种形式仍持续发展。浙江学者、专家走出国门，日渐增多。出国考察、访问、讲学，以及接受国外一些研究机构的课题，进行合作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不少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与国外的联系也日益拓展，相继建立了不少友好合作关系，如姊妹学校，互派学者和进修人员，尤其是公派或自费出国进修的中青年人数日益增加，这对培养浙江社会科学新生力量，提高浙江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专业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就学术交流的范围与内容来说，无论是国别，还是学科内容都有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来访的国外学者、专家，以日、美居多。近年来，欧洲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来访学者人数逐渐上升。学科类别，除传统基础学科外，应用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和经济问题的专家学者交流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自1978年至1986年，共接待来自美、日、英、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瑞典、加拿大及香港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831名学者、专家。

3.社会科学事业建设

社会科学事业建设的发展，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繁荣昌盛的物质基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总的说来，发展还是快的，成就是大的。

（1）队伍建设。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这是社会科学繁荣昌盛的关键问题。建国初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社会科学队伍基本上由大专院校以及省、市、地委党校、各类干部学校的教学人员构成。他们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尚有一批力量分散在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这支学术理论研究队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虽然思想上更加成熟，但人员散失很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有的也行将进入老龄化阶段。队伍急需加强。对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和扶植，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使然，更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造成一整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断层，加上改革开放迅速深入，一系列新问题需要研究，新经验需要总结，新知识需要吸取，更需要有大量富有开拓精神、精于业务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浙江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人的身上。人才需求，浙江除了凭借其地域优势，有条件适量引进，以补不足之外，主要是立足于自身培养。1980年，当时的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部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统一组织、命题、评分，通过考试公开向社会上招收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次考试，浙江也吸收了一些人员，虽然人数不多，但确有一些出类拔萃者。各大专院校，尤其是省委党校采取多种措施引进社会科学人才，在1980年至1982年三年间就引进硕士研究生30名。这些措施，使浙江社会科学队伍得到了充实补充。尤其是近年来，浙江文科大专院校、系、科的迅速发展，为培养年轻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阵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学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去国内其他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者，公派、自费出国进修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人数也日渐增加。杭州大学（原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于1953年开始招收古汉语、古典文学两专业研究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中断。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从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到198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次批准的全省文科（包括财经类）硕士、博士授予点已达41个。其中硕士点34个，博士点7个。博士生导师10人，研究专业分别为工业心理、比较教育、中国教育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史、中国古代史。此外，尚有一些虽无学位授予权，但有权招收研究生的单位、学科专业和学者个人。10年来，培养出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另外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即分布在众多的业务部门中从事具体工作人员，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锻炼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勤于思考，善于学习，是一支为数颇多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底，高校和科研机构两个职称系列共有教授（研究员）160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208人。

（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发展、繁荣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50—60年代，除1958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制40人）之外，尚有1961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1962年5月改为杭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和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群众性学术团体仅有历史、教育、哲学、经济4个基础学科方面的学会。所有这些机构、团体，在“文化大革命”中均被撤销、解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迅速恢复和发展。截至1988年底止，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达86个。不仅建有粗具规模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部分市、地也建立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较早的有杭州市社科所，继之绍兴等地市也相继建立社科所。大专院校内设置的专业研究机构发展迅速，不仅具有优势的基础学科普遍建立了研究所、室，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学科、专业也纷纷建立研究所、室或研究中心，到1988年底，共有研究所（室）49个。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近10年来也都非常重视科研和调查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努力蓄积人才，开展对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这些研究单位，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较大的应用性，专业设置大多注意地方特色，为解决有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提出对策建议，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决策参谋作用。这类研究机构在全省研究机构中所占比重较大，占30％。自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学术团体受到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省委批准，于1984年3月开始筹建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同年12月正式建立。随之，有7个市、地也相继建立了社联组织，其中较早的有杭州市社联、湖州市社联、丽水地区社联等。一批专业学会也相继建立。这些学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把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人员结合在一起，开展学术活动，深入探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并利用学会智力优势，开展咨询服务。至1988年底，全省共有省级学会、研究会、协会73个，二级学会、研究会115个，市、地级学会294个。共有会员约8万人。学会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学术活动的繁荣和学术空气的活跃，也反映了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现实需要。

（3）图书馆事业和学术刊物编辑出版。图书馆事业。浙江历史上藏书之盛，闻名全国。自晋至清，有浙籍藏书家400余人。明代宁波的天一阁，清代瑞安的玉海楼、杭州的八千卷楼，民国时期吴兴南浔的嘉业堂，在全国素负盛名。官方藏书，南宋都城临安秘书省藏书曾达59429卷；杭州的文澜阁是清乾隆时皇家藏《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之一。1902年绍兴古越藏书楼、1903年浙江藏书楼（1909年改称浙江图书馆）开放。浙江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建国以后，浙江图书馆有很大发展。目前藏书已达360.99万册，以珍贵古籍丰富、地方文献齐全为特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各市、地、县的公共图书馆也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已达80个。特别是专业图书馆有了迅速发展。专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以及许多实际业务部门的研究所或调研机构，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实际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一批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73个。

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历史上浙江起步也是较早的。就近、现代意义上说，中国创办专业知识刊物和综合学术刊物，始于维新运动时期。浙江最早的是1897年创办于杭州的《经世报》旬刊，该刊为介绍新学术、新知识的综合刊物，章太炎等曾任主编。此后，有《浙江潮》、《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刊物的出版。建国后，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浙江的学术刊物虽有创办和发展，但为数不多，除《浙江学刊》自1963年创刊，“文化大革命”中停刊外，只有省委在1958年创办的《求是》杂志，以及少数大专院校学报的人文版或社科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的学术刊物不仅数量上有很大增长，质量也在不断提高。1980年，《浙江学刊》复刊；此后又有省社科院的《学习与思考》正式出版；省社联的《探索》先内部后公开发行；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商学院等高等院校，省委党校，均出版社会科学版学报；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省经济研究中心以及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出版有《浙江经济》、《浙江经济研究》、《农村问题研究》等专业学术性刊物；杭州市社科所、绍兴市社科所，各市、地社联以及不少省级学会，或自办或与有关部门合办一批专业性理论刊物。1988年底，这类综合性或专业性学术刊物共有36个。

（4）社会科学组织管理。社会科学组织管理是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高效、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全省的综合性、专业性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科研部门，都在致力于加强本单位的科研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并撰写了不少有关社会科学管理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是，无论是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或作为一项实际工作，都还有待于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理论的升华。从全省的角度看，近年来在加强社会科学管理上，主要有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开展全省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评奖活动，以此来建立和完善一种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表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引导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向，更好地适应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1984年由省社联主持进行浙江1978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第一次评选工作后，现已初步形成制度，每隔2年举行1次，到本志书下限，共举行过4次。先后评出一批颇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并且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这些评奖活动进一步调动了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二是用组织重点课题研究的方式来带动全省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发展，并且借此加强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方向的引导。这些年来，省、市和各专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都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实施重点课题研究，并且极力加强改进重点研究课题的选择、论证、研究及其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对所确定的重点课题，以申报、招标等方式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论文或著作，并对研究中所需经费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最为重要的措施是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办公室的建立。1987年3月，省委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该领导小组是受省委委托，管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决策机构。到1988年底止，先后通过组织申报和招标研究等方式，审定重点课题130项，招标课题32项。参加这批课题研究的有1098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247人。研究内容涉及174个分支学科，42个部门和单位的人员参加攻关。在各课题组人员努力下，已取得较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已收集了各类资料8474万字，调查研究268次，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141次，撰写、翻译专著、译著95部，论文355篇。有些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此外，还申报全国“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已列入全国计划的有重点课题1项、中华基金课题25项、青年基金课题5项。同时，在管理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制订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暂行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暂行规定》两个条例，加强对重点研究课题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情况的调查工作。此项工作现仍在积极进行之中。

①据有的学者按《廿四史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版的各卷等典籍入选的杰出专家学者名单所作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自先秦至现代，12个省的杰出专家学者2395人中，浙江籍人氏共443人，仅次于江苏484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全国杰出专家学者人数较多的30个城市中，浙江有7个城市：杭州（90）、绍兴（51）、宁波（65）、湖州（35）、嘉兴（22）、余姚（20）、海宁（20），杭州仅次于苏州（97），居全国第二。参见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载《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③即：要在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

（来源：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