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

广东地处岭南，位于中国大陆南疆。古代岭南地旷人稀，且多密林深谷和沼泽，北被峻峭重 叠的五岭所阻隔，与中原交往不易，而南临烟波浩渺的汪洋大海，社会发展滞后。

但这种由自然和地理环境造成的劣势，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和地区的逐渐开发，却于不知不 觉中向优势转化。

岭南先民早在4500年前，已开始栽培稻谷，产生了以锄耕业为主饲养业为副的原始稻作文化 。原广东(包括海南岛)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太阳辐射热量大，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冬短 夏长，大部分土地都可一年二熟或三熟。东汉人杨孚著《异物志》记载，汉代广州已有一年两熟稻的耕作。明中叶起，又发展了各种冬种杂粮和增加了农作物品种，从而在比较广阔的区域内形成了包括各种作物在内的一年三熟制。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为广东主要的产粮区。同时，养蚕种桑也渐普遍，珠江三角洲从明末起就出现“桑基鱼塘”的科学耕作制度。经济作物发展，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推动了榨糖、丝织、织布、制葵 、织席等业的兴起，继而带动水果和烟叶的生产。由于经济作物的生产比单纯种粮能获取更 多的经济效益，广东不少地方随其“土地所宜，争以为业”，许多农民“衣香食果”、“依 花为业”或“依食于茶”，突破了单一种粮仅堪自给的小农生产模式，促进了早期商品经济 的发展。汪灏等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改编完成的《广群芳谱》(100卷)一书记载，当 时广东人除经营水稻外，还拥有种植桑麻、蔬 菜、果木、花卉、药材的系统知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作文化，因而具有许多地域 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二

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六国后，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派驻大批秦军，把岭南正 式纳入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接受中原文明的教化。随后又流放大量中原“罪人”“与越杂 处”。秦亡汉立，原秦置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时而起，建立南越国。一切政令措施，民风 教化，仍与汉王朝保持一致，自此南越族与华夏族有一个将近百年的和平共处的稳定时期。 南越人开始接受中原的汉民族文化，接受汉王朝的典章制度、礼仪和代表较高文明的生活方 式，极大地提高了岭南的文明水平，加快了社会进步与发展。

东汉以降，中原地区多次发生大的分裂与战乱，大批中原人避乱南迁。尤其是宋元之际，长 期的战争给中原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而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即今广东省境与广西)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及其未垦的可耕土地，吸引来大批中原和江南人口，使广东人户迅猛增 长，至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已多达2882万人。大范围地改变了岭南的人口构成格局，也加 速了本土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化进程，从而提高了岭南整体社会的文化素质。此外，历代贬谪 南来广东的官吏和由中原南迁的世家大族人士中，不少是具有较高知识文化的精英人物，唐 朝的韩愈、李德裕；宋朝的苏东坡、包拯、李纲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还有居官在外后来 回粤的张九龄和南华寺禅宗六祖惠能等原籍人士。他们通过施行教化，传授学术，言传身教 ，移风易俗，把比较发达完备的中原文化及其运作方式传播给南粤民人。两宋期间，广东除 有黎、瑶、畲、壮等少数民族外，汉民族的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也基本定型。自后的 800多年中，历史和传统的力量，推动岭南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大框架内稳定地向前发 展。明嘉靖年间黄佐撰《广东通志》中载：“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 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近乎 中州。”

三

广东在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与进步，都是伴随着对原有劣势的淘汰和优势的创立这一变化而来的。古代历史上岭南地区由单一的南越族原始文化演进到接受中原汉族先进文化而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也兼收并蓄了本土民族刚强粗放的性格与中原汉族的较高文化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在这样的生活基础和历史过程中孕育出的广东人的民性民风和人文精神，其优势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把岭南视作蛮荒落后的边陲之地，他们推行封建宗法道统以及封建礼教的治术不能不存在薄弱环节，力度不及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地区，这就使岭南人在思想或行为上得到相对松动的回旋余地，久之养成一种勇于面对新潮流、追求新事物的思想品格。另一方面是广东人较早从海路走出国门，涉足异邦，有机会放眼看世界，接触新事物和异邦文化，对封建社会(唐代除外) 铁桶式的闭关锁国造成的危害有较深切的认识，久之养成一种敏于面对外部世界并接受外来 文化影响的开放心理。

历史上外国人到中国亦以到广东为先。佛教传入中国后，西晋武帝时梵僧迦摩罗至广州，在 城内建三归寺和王仁寺。东晋刘汉王朝，海外到粤僧人更是络绎不绝。梁武帝中期，天竺国 王子菩提达摩泛海三年而至广州，创西来庵(即华林寺)，广州西关第九甫的“西来初地”即 缘此得名。唐代，波斯、大食(阿拉伯)商人到广州的为数甚多，聚居于城西海滨湾泊之地， 当时称作“番坊”。他们不但对传播伊斯兰文化，而且对传播唐代文化都作出贡献。番船东 来与中国商船西去的频繁交往，曾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沟通的第一门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和历史氛围中的广东人，开放心理的形成由来已久。

广东南临大海，与东南亚隔海相望，经由海道外出谋生之粤人，足迹几遍全球。广东自两汉 以后就是有名的出海贸易口岸，到唐代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广东人是中国历史上 较早从事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较多较广，由此孕育出一种敢于面向外 界新事物的开放心理和革故创新的进取精神。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充分的体现。“地球上有 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乃是迄今流行于海外华人社会的谚语，而海外华人广东籍者居多。这 一谚语可说是为广东人作的。

四

风俗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是最具备大众性和传承性的民间文化现象。风俗的产生和形成，首 先来源于本民族所植根的社会生活土壤及其历史文化传统。古代已有不少专著介绍和研究广 东风俗。至清末，广东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对风俗的成因、界定、特点以及研究风俗之 目的，发表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把风俗理论提到一个更加科学的水平 。

广东境内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风俗均具有岭南地方特色。其中汉族不少风俗事象，与其他 省 、区的汉民族风俗同源同流，而在具体情节和表现方式上又有不少差异。如本志岁时节日、 人生 礼仪、民间信仰诸章所载，众多风俗事象的涵义和价值取向，全国各地的汉民族是大致相同 的 ，但各自的表现形式亦呈多样化，不一而足。广东境内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风俗差异虽较大 ，却也 会有不少相通之处，从中可以看出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风俗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

许多风俗事象的存在和变异都离不开人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空间。

本志将“岁时节日习俗”列为首章，是因为“岁时节日习俗”作为民间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比较固 定的表现形态，流传时间较长，传布范围较广，已为较多的人所熟悉，也容易为更多的人所 认 知。传统节日在中国产生于农业社会，属于地地道道的农业文化产物。节日活动的主角是人 数最多的农民大众(包括属于农民范畴的工匠、百业人等)。广东风俗其他内容，也主要是记 农家之事，叙农民之情，衣食住行，听歌看戏，生产生活，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与“农”字 相关的人与事，这就是民间百姓的实际生活。“以农立国”曾是古老中国包括古老广东在内 的社 会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有关民情风俗的叙述，皆不能超脱于农业文化及其经济基础之外。

五

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地方的风俗，都既有变异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有稳定性和共同性。 就 中华风俗史的整体，特别是汉民族风俗而言，稳定性和共同性是主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长 期的互相融合过程，汉代以后，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建构统一的文化思想体系，导向各地方 风俗观念的思想体系的基础相同，虽有因时代不同和地域差别造成的变异，但有许多古老的 风俗事象仍保存着旧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痕迹和影响。过去的中国是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 高度发展的国家，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承袭一种将“礼”(礼制、礼仪、礼教)作为教化百姓治 理天下的传统治国手段。为此，他们制订了严格的礼法等级制度。明代推行所谓“教训正俗 ，非礼不备”的准则。清代沿袭依旧，即使有所变革，也多属服饰、称谓、社交、礼仪之类 生活层面上的内容。而对礼制、礼仪、礼教的坚持则是一贯的。直至建国前，不同时代的侧 重点虽有不同，但那种习惯用一种固定的道统和法统来限制百姓或一种观念体系来教化百姓 使归一律的古老治国手段，却仍然维持不变。可见社会风俗的改革，只有在社会、政治、经 济制度发生实质性变革之后，才可望其成功。一种真正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一 种高质量的新民情风俗的形成，正有待人们去努力营求。

在新时代，民风民俗也要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剔除、摈弃那些消极、保守、丑陋 的风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逐步建立新的社会风尚、新的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